武义博物馆开馆
浙江在线5月26日讯 2019年5月24日上午9点，武义博物馆正式开馆。一家县级博物馆的开馆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是由于馆藏文物里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17卷南宋徐谓礼文书首次完整公开展出。
这卷连起来有32.2米长，4万多字，看来像牛皮纸一样的“卷子”，放在专门为它打造的恒温恒湿的原物展厅里，在普通人看来平淡无奇。
徐谓礼是谁？
徐渭？徐文长？徐谓礼？
这个名字，很容易被误听成了明代文学家徐渭。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徐谓礼是谁。这位浙江武义男子，去世765年了，和普通人一样，离开了，他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近800年来，这个南宋公务员的人生故事，没有人知道。《宋史》《武义县志》里压根也不会为徐谓礼立传。
即便到2005年，徐谓礼在武义龙王山麓的墓地被盗，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墓地被盗时，墓室保存完好，徐谓礼穿戴整齐躺在棺木里，少量瓶瓶罐罐散落在旁边，有毛笔、镇纸等文房用品，徐谓礼的8枚私印装在一个盒子里——可见这是一个文人。
盗墓者不管这些。
那些器物类的文物，出土不久就卖掉了。但文人用品，在他们眼里并没多少价值。尤其那17卷文书，卷成一筒，放在徐谓礼的身边。因为内容前所未见，又围绕着南宋中后期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而且纸张完好如新，很多人怀疑这是伪造的。
2011年，武义县博物馆原馆长，现在的武义文化局长董三军等人最早看到了这批文书照片，大家的直觉是，这个东西很要紧。
盗墓者也知道这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不能长期接触空气，他们平常妥善保存，用密封袋层层密封。在市场上兜售的时候，也不拿真迹，而是用照片。
照片模模糊糊，也看不太清楚。
201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来武义做讲座，看到了这条照片——很长，铺到地板上。
“马上报案！必须要破案。”郑嘉励很敏锐，当场就知道，这不是什么书法作品，而是重要文物。
宋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说，上世纪以来，学界对新史料一直很重视。但是对宋史研究，始终没有发现非常重要的、足以撼动原来研究体系的材料。做先秦史有很多材料，比如甲骨文、铭文等等，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明清史等，材料非常丰富。但宋史材料一直比较少，新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徐谓礼文书的发现，就是一种机缘。”
为什么从模模糊糊的照片中，郑嘉励就可以断定它是重要文物？
他认为文书不可能造假。
首先，前所未见的东西，无法作伪，作伪需要有仿造的对象。
其次，官方文书，有复杂、严谨的格式，宋人书法也有宋代书法的时代风格，这些都是今天的作伪者无法仿造的。尽管文书上的书法，未必就是宋代顶好的，但有宋人笔意，让清代民国时期的人去模仿，就很难做到，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气神。
而作伪的动机呢，无非是为了赚钱。徐谓礼名不见经传，内容也“古怪”，一抄就是四五万字，每个字都要工工整整，一笔也不懈怠，天下没有那么笨的骗子。如果为牟利，应该伪造苏东坡、陆游这样的人物，内容也要风雅一点，脍炙人口的山水或诗词，才好出手。
2011年12月，经过公安局的努力，盗墓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缴获文书13卷。2012年7月5日，又追回已经流失到北京的另外4卷文书。共17卷文书，完璧归赵。
经过犯罪嫌疑人对盗墓现场的指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墓葬进行发掘，出土了徐谓礼和他的妻子林氏的墓志，确证了文书的出土地点。这是轰动2012年的一件大事。
2012年，由人大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和郑嘉励领衔，组成了一支研究团队，对徐谓礼文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在学界得到了很大的反响。这次武义博物馆开馆，国宝在出土7年后，终于跟所有人见面了。所以展览名为“国宝重光”。
从19岁到53岁，史上最详尽南宋“干部档案”
这份硬核文书曝光了徐谓礼的豪华朋友圈
徐谓礼文书
徐谓礼就是命好。
本来，没有人会关心一个没名气的南宋小官——他最大的官，也只不过做到六品官，算是南宋一个中下层官员，古代5品以上才是高层官员。
但这17卷文书一问世，让宋史界震惊的，并不只是文书的主人是谁，而是这四万多字材料，在过去从未见过，全世界独一份。
“从数量来说，它不可能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相比，但它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古时期，一个普通南宋中层官员一生的仕宦履历，在这17卷里全过程完整记录，这样一种材料，从目前来看独一无二。”邓小南说。
徐谓礼的文书一出，大家发现，宋代官员的档案制度在实际运作中那么完整规范。从徐谓礼19岁踏入官场的第一天开始，到53岁去世，每走一步，记一步，完整的人生经历，360度监控，内容太硬核了。
官员多面考核，主要是钱粮
徐谓礼一生的文书共有17长卷，由告身、敕黄、印纸三部分组成。
现在我们在展厅能看到的文书，是抄件，也叫录白。
告身的意思，就是阶官的“任命状”，给你一本证书。
徐谓礼的“告身”很壮观，把他从19岁进入官场以来的历次“转官”，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升官凭证，通通抄录一遍，按年代先后编排起来，粘在一起，一共11道，你可以理解为11本证书。
宋代的官制，有点复杂。
一个官员的职官，由阶官和差遣两部分组成，是并存的体系。阶官，相当于我们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比如副科、正科、副处、正处。而差遣，就是官员的实际职务，比如副局长、局长、副县长、县长。
徐谓礼19岁第一次踏入官场，迎面而来第一个官阶就是“承务郎”。
徐谓礼“承务郎”的这一道告身是这么写的，“承务郎新差监临安府量料院兼装卸纲运兼镇城仓徐谓礼”。
“承务郎”，是他的阶官，“新……量料院”，就是他的差遣，也就是他这个官是做什么的，职责是什么。
所以，徐谓礼第一次当官做承务郎，职责是在杭州管仓库，也管理俸禄、军饷。
展厅里数一数，徐谓礼有13道差遣，从中央到地方的任官履历，全部粘在一张纸上，放进棺材里，这就是“敕黄”，共一卷。
在文书里，我们能看到，每年年底，徐谓礼自己会提考核申请。他所在的单位会收集情况，统一报到州里面的相关部门。宋代的一个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地级市。州里的人事部门就会把这些材料加以核验，由州里的官吏把这些材料抄录到印纸上。
印纸，就是朝廷颁发的官员档案，也就是年度考核。
徐谓礼19岁进入官场第一天，吏部就给他发一张官员档案，这就是印纸，与他相伴永远。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都要记在里面，而记录这份档案的过程，叫“批书”，连起来就叫“批书印纸”。
印纸，是徐谓礼文书中最重要，价值最大，信息量最大的部分，有转官、保状、到任、交割、解任、考课（也就是考核）、服阙等各种内容的印纸，合计80则，共13卷，是研究南宋政务实际运作的绝佳材料，而且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是首次发现。
而从徐谓礼的印纸里，你可以完整看到一个官员上任的实际流程。甚至，从“待阙”开始，前任还没走，徐谓礼等了多久，都要记。
比如一道临安府给他的“待阙”批文。当时已经任命他为平江府吴县丞，但他的前任还在任上，所以，他就在杭州“待阙”，等这个岗位。在等的期间，哪怕你待业，档案也要完整，不可能有几个月的空缺的。
所以尽管他在等，负责对他记录档案的还是临安府的官员，官位由低到高，最后一个签名的是杭州知府赵某某。按道理上任新官，应该由平江府来签，但这里还是杭州的官员来签，说明他是在杭州待岗的过程中。
前任终于走了，徐谓礼做这个职务3年之内，还要经过三次考核，就是“考课”，一年一考，三考合格，你就可以换一个职务，当其他官了。
考核哪些内容呢？
我们在徐谓礼的印纸里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常规的，我们现在也在继续——比如有没有请假，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盗窃。而最核心的考核，是夏秋的两税，我们可以看到，比如他在吴县当官的整张考核表里，大量都是这些记录，绵多少钱，绢多少钱，糯米多少、粳米多少，每一笔都写得很清楚，最后都有一个“已纳足”、“见催无”，说明都纳足了，没有欠的。说明那时候对一个官员的考核，主要是钱粮。
33则保状，朋友圈够豪华
当官期间，还有一个大大的权力，你可以为人家写保状。
这就是宋人的朋友圈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宋人文臣的官阶，分两类，一种叫“选人”，一种叫“京朝官”。前一类相当于在基层做事，官位略低，后一类有个“京”，显然更升一级。当然，宋人的“京朝官”不一定能在京城做官。
从“选人”升到“京官”那么难，需要5个人以上，而且是知州（市长）以上级别的人给你担保才行。所以很多朋友圈不够强大，人脉关系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
先说一下徐谓礼的出身，他有个名声显赫的老爸徐邦宪——嘉定二年（1209），任工部侍郎，兼临安知府，也就是说曾经当过杭州知府。后来，当了“显谟阁待制”，相当于带着大学士的头衔，有学问，是文章高手，皇帝的身边人。
徐邦宪作为高级官员，就有资格荫补儿子为京官——因为祖辈、父辈的地位而使得子孙后辈在入学、入仕等方面享受特殊待遇。所以徐谓礼是标准的官二代。
徐谓礼的母亲陈氏，据说是永康“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的妹妹。徐邦宪和陈亮是绍熙元年的“同年”进士，徐邦宪是那年的“省元”，省试第一名；陈亮是那一榜的“状元”，殿试第一名，徐邦宪在殿试时名列第三，变成“探花”。
徐邦宪家族作为武义显赫之家，跟永康的大家族林氏、陈氏，门当户对，结成了各种联姻关系，关系亲密，所以他升官不愁找不到保人。
徐谓礼的印纸里，就数保状最多，一共有33则，都是他保别人了，保了70多人。光是淳祐年间，他就写了21则，简直是他做官生涯的巅峰时刻啊。
这些徐谓礼作为举荐人保举他人的公文，是认识徐谓礼强大朋友圈网络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我们这才知道，他还保过贾似道。
徐谓礼曾经因为贾似道叔父贾直夫的请托，出面为贾似道已故的父亲贾涉担保“合得恩例三次”，可见徐家与贾家交情不浅。
徐谓礼开启一扇窗
后世研究者看到更多可能
【参考资料】 郑嘉励《关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讲解》
徐谓礼夫妇墓葬
“虽然是关于他个人的档案材料，但是因为相对来说，原汁原味还原了当时官员机制的升迁方式，所以我们能了解到当时中央朝廷的官僚机构的设置，特别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彼此之间的关联，分工，在运行过程中如何衔接，都能在徐谓礼文书中得到清晰的答案。我们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实例、实证。”
邓小南说，这种实证，让我们看到在当年的这种官员考核制度，对于文书档案的规定，对于考核项目，有哪些具体的要求，非常成熟，完备。我们也看到上层制度颁布出来后，地方上究竟是怎么执行、应对的。
一个官员在任内要经历那么多事情，总之，你的档案里是不能有空档的。它一级连着一级，像链条一样环环相扣，流程又超长，我们在文书里，能很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环节的细节、链条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那么，从徐谓礼文书的出现，对我们研究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到底有哪些启发？
我们再来听听邓小南的解读。
在徐谓礼文书展展馆的最后，有一个小房间，是邓小南的讲座视频，解答了很多关键问题——
我们现在说制度史，其实应该是现实状态里的鲜活的制度史。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凭留在传世文献里所记载的制度——它是不是在现实中运行，是怎么运行的，哪些方面是如实贯彻了上级的指令，哪些方面是变形走样的，这些变形走样，在当时又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在徐谓礼文书中，一方面可以观察到距离我们现在800年的朝代，当时的制度，比如对官员的考核，对官员的保任，地方上税收，对粮仓的监管，都有不同的统计，以及采集了解信息的方式。这样一种制度让我们看到，它从中国古代一路走过来，并不断走向成熟、完备的过程。
但我们在徐谓礼的考核材料里，的确也看到，当时出于保护官员个人的利益，也有考核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我们看到了一些鲜活的实例。
所以，我们在讨论徐谓礼文书时，不能把它看成单一的个人官员的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央赋税征收的方式，官员关系网络、官场文化带来的种种弊端等等，都可以从徐谓礼为我们开启的一扇窗里，得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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