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这块红色土地上，印刻了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战斗的足迹，浸润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五任书记徐英等革命先烈的鲜血，更是浙江红军旗帜最早开始飘扬的地方。”6月17日上午，67岁的原武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党史专家陈祖南，早早来到位于白洋街道王村的浙武红军与挺进师纪念馆，声情并茂地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义务讲解浙武红军浴血奋战的英雄史诗。今年以来，这样的义务讲解，他已经开展了200多场，接待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15000余人。

　　浙武红军与挺进师纪念馆后面，方圆120里的大公山上，草木葱茏，山花烂漫。浙江的第一面红军旗帜就是在这里竖起，被称为浙江红军的“井冈山”。193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一版报道:“武义农民游击队自本年二月创建以来，跟着目前全国革命浪潮之日益扩大，同时其游击斗争亦日益发展，经常地与国民党白军开火，解决地主豪绅，得到广大的农民和劳动群众的拥护。最近于本月十七日在该县西乡，又与白军激战，白军一败涂地，均拖着尾巴回城内去，缩在城内的一班土劣地主，极度恐慌。现在该县已在武装农民包围中，该县游击队代表与东方军委接洽，转编为红军，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

　　这支队伍就是浙武红军。1930年1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邵李青召集徐金才(后叛变投敌)、邵李荣、邵顺长、俞樟林、朱海滨等八名当地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在王村龙潭坑(现属白洋街道)开会，决定成立红军，定番号为中国共产党浙武红军游击队。1930年3月，在下坞垄(现属白洋街道)建立中国共产党浙武红军总指挥部(后迁到金华、武义交界的大公山)，徐金才任总指挥，邵李青任党代表兼副总指挥、参谋长。下设东、南、西、北及第五路指挥部，队伍迅速发展到3000余人。

　　“当红军最光荣”。这句在当时的工农群众中流行的话语，依然印刻在王村民房的墙上。浙武红军是革命群众的红军，是人民的武装。浙武红军成立后，中共武义县委与浙武红军总指挥部曾开展军纪整顿，邵李青专题做《整顿军纪，提高战斗力》的报告，明确“服从领导听指挥，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派款私分”四条纪律，使得红军纪律严明，红军与人民群众如鱼水交融，红军武装斗争的烈火势如燎原。这支红军队伍以打击恶霸豪绅，发动群众，解救贫苦农民为首要任务，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浙武红军当时所用的红旗，是由红布缝制而成的，旗上顶部是部队番号，往下是白布缝制的镰刀斧头，旗中间斗大的红军两字是用毛笔写上去的。”陈祖南介绍说。这是一面用鲜血染红的军旗。从群峰逶迤、山深林密的大公山区，到仙霞岭余脉和括苍山脉，红军战士正是在这面红旗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利用简陋的土枪土炮，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经历了四次反“围剿”和大小数十次战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3月20日，邵李青亲自率队，处决了上邵村恶霸豪绅邵三喜。3月31日，邵李青指挥总部50余名红军，主动出击，包围了正在家里开会成立保卫团的后陈村恶霸地主陈子贤家院，当场击毙陈子贤和持枪抵抗的两名团丁，缴获土枪9支，为民除害，军威大振。

　　不久，国民党省政府派出两个连，汤恩伯也派出正规军一个连进驻武义，对红军进行围剿。4月16日，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围剿大公山，并发起三次进攻，但是都被红军利用险要关口，顽强战斗而击退。邵李青派卫生员胡双金，翻山越岭到达北路红军驻地野猪塘告急。当晚，北路红军副指挥刘增荣率红军战士百余人，攻打武义县城，县长朱毓珍惊慌失措，火急调回攻打大公山的部队，驻守县城。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不仅取得了保卫大公山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而且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春凤我妻，这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我俩从此诀别罢。我死以后，儿女们托汝抚养教训。汝日后的事情请你自己主张，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遗给你，况且儿女尚幼，汝年又不甚大，倘有适意人物，你可不必拘束，任汝另配。一来衣食有靠，二来免得终生寂寞……千里关山二分别，满腔愁情难欲言，生生死死何稀罕，沧海也有变桑田”。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下，1930年10月2日，邵李青在兰溪壮烈牺牲，时年29周岁。10月4日，代总指挥俞樟林血溅六滕湾。总营红军虽然失败了，但部分红军战士依然不屈不挠，坚持战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浙武红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有为、奋勇向前。如今，武义这片红色的土地，已从改革开放之初全省的8个贫困县之一，摘帽快跑，跻身全省中等发达县市行列，并开创性地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下山脱贫、后陈经验的“武义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