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世家。(受访者供图)

　　浙江在线9月6日讯 教师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北仑有这么一户人家———在长达百年的时光里，祖孙五代七人为师。

　　不同的年代，他们的执教生涯不同，但都把自己满满的热情倾注于教师这份平凡而光荣的职业，在一个个日夜流转间谱写着奉献之歌。昨天，记者走进了这户薪火相传百年、五代七人为师的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先生的儿子史福元办起一所村小，老人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53岁的邬红波是北仑职高老师，也是家族里的第四代教师。她的太外公曾是清朝秀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这位秀才先生遂在北仑下史村开私塾，闲时帮村民写写对联、书信，大家都尊他为大先生。邬红波的外公史福元1922年出生，幼时就在这所私塾里跟读，练就一手好字，算盘也打得很溜。“外公小时候，在弯弯的村道上，常常边走边大声吟哦诗句!”邬红波说。

　　1950年舟山解放，在农村普及文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被村民推荐任校长的史福元要了两间老屋，从自家搬来办私塾用过的桌椅板凳，从新碶招了两名老师，下史初小就此开课，四个年级两个课堂，请了三位老师开展复式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学校里除了教学活动，师生们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课余捡田螺、拾稻穗换钱，为的是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师生们挨家挨户地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细菌战;农忙时节，老师带领学生下田捉螟蛾、找蝗卵，做“庄稼卫士”。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大事记载，1951年国家教育部要求各地开展扫盲活动，地处偏僻的北仑小村庄也不例外。史福元开起夜校为乡亲们扫盲。“那时下史初小夜间灯火通明，干罢农活吃好夜饭的农民都往那里赶，识字学文化，争当新社会的主人!”邬红波听外公描述过他当年的兴奋之情，感叹那时的人真不觉得苦累，争着为社会作贡献。

　　下史初小只有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史福元的家成了两位外村老师的食堂。外婆既要抚养子女，又要承担大部分农活，还要当学校的大厨，年复一年的操劳累弯了她的腰，但她没一句怨言，支持丈夫办学。村民们遇到史福元，总会恭敬地喊一声“先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互助合作社在中国大地推行，村里事务骤增，急需能写会算的人才。在村里多次动员后，史福元辞去教席，担任合作社会计，后任下史大队会计直至70多岁。

　　“就算一日为师，也一直得有为人师表的模样!”从小邬红波和妹妹听外公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村里排队分猪肉，他见不得两个外孙囡插队;上街买菜，一定要衣着端正，还很少还价;遇到村民塞把蔬菜给他，事后一定要还礼;后来北仑港区大开发，村里农转非招工，史福元家把机会一次次地让给更困难的同村人。

　　晚年没退休金，他看得很淡;忆及年轻时教书的那段时光，他就来劲。邬红波说，外公常说他一个私塾先生的儿子托新中国的福，办起了村小让大家识字，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买来二极管教学生们装半导体收音机，邬祥槐的实践教学方式在当时很少见，也让学生记了一辈子

　　邬红波的母亲史耐薰和父亲邬祥槐是家族第三代教师。

　　“每每看到长辈送堂兄坐船外出求学，就羡慕得不得了!”解放前虽已到学龄，史耐薰只得在家带弟妹，解放后男女平等了才得以上学。

　　邬祥槐先就读于灵山学堂，再到镇海念初中，1954年报考余姚梁弄师范。毕业当年，他在香港经商的二哥发达了，缺人手，要这个识文断字的四弟前去帮忙，被拒绝了。“不去，我这辈子认定要当老师!”在这之前，是老师一次次登门家访，才为自己续上数度中断的求学路，邬祥槐打定了主意，要以这种方式回报师恩!毕业后，他先在大碶小学任教。“当时，这样的正规师范生很稀罕!”邬红波说，父亲被学校重用，语文、数学、自然、史地、音乐、体育、美术统统都教。一年后，霞浦中学缺少理科教师，他被调往霞浦中学任物理、化学老师。

　　史耐薰考上霞浦中学时，她的班主任就是邬祥槐。那年，邬祥槐虚岁19，班里学生与他年龄相仿，班长还比他大两岁!

　　工作数年后，两人结缘成为夫妻。家就安在校园里，邬祥槐教书，史耐薰代课、做图书管理员，一双相继出世的女儿也在校园中成长。

　　邬祥槐从教43年里，也正是国家波澜起伏的年代，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其教学生涯也随着时代变动起起落落，但他选择坚守三尺讲台。

　　“夜半闻着淡淡的饭香，知道爸妈夜办公回来了。”邬红波说，小时候夜半惊醒看到煤油炉蓝幽幽的火苗跳动着，上面坐着一只钢精锅，翻滚的热气袅袅地往上冒。那

　　是爸妈热冷饭垫饥，接下来他们还有一堆作业要批改，并要准备第二天的讲义。次日早晨，父母又精神抖擞地上课去。不断重复的画面深深地烙在邬红波的记忆里，感觉父母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而周边的很多老师也是如此。在小女孩的心目中，老师这份职业好神奇!

　　大跃进时，学校少老师少，七八十个人一个班;每位老师一周20多节课，没人喊累;晚上还有夜办公、政治学习，邬祥槐夫妻天天挑灯夜战。“文革”中邬祥槐成了黑帮边缘分子，不能做班主任，但他心平气和，每天出工干活，回来洗净手脚，又捧起教案细细研读。

　　1972年国家号召教学改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要学工、学农和学军。于是全国各地学校纷纷办起农场、校办厂。邬祥槐被分去办化工厂，生产硫酸亚铁，又陆续生产过木模、显微镜标本和机械电器等。“衣服裤子上各种污渍，还有一个个破洞，有的是溶液腐蚀的，有的是车床钩破的，但爸爸总是哈哈一笑!”邬红波说，能学以致用，父亲很开心。母亲的学校后勤工作也做得井井有条。

　　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教育事业就此步入正轨。邬祥槐被调至高中部教物理。重返讲台让他迸发出了极大的教学热情。他立即报了电大班，夜里自己上学，白天教书，自称为“知识的行贩”。他家的门总是敞开着，每天会有学生上门讨教，提的问题越多越难，邬祥槐就越高兴，这说明学生在钻研!

　　有一段对话让他的学生记了一辈子。“老师为啥不多布置点作业?”“不想浪费你们时间!”“熟能生巧嘛!”“楼梯每天走数趟，你数过有几级吗?”被老师问倒后，大家默然。“机械地重复不动脑子，没用!做题也一样，要想透理顺，题海战术没用!”

　　买来二极管教学生们装半导体收音机，邬祥槐的实践教学方式在当时很少见，也让学生记了一辈子。“听到半导体里传来声音的那一刻，那个兴奋劲就别提了!”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

　　那一届，霞浦中学有3名学生考上浙江大学，轰动北仑。他们的专业都与物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