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何国良在镇政府的支持下为村民们进行讲座。

　　“不要说了，现在还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好说的。”

　　抵着周围人的目光，何国良转过身。原本他还想多留一会儿，把手头的资料都发完，再和他们“聊聊看，做做工作”。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好在已经80岁的何国良也看得开，“谁跟你说器官或者遗体捐献，肯定都不高兴的，很多人还是很在意的。”

　　不过，让上了年纪的何国良觉得欣慰的是，“已经有54个人签了同意书，自愿捐献器官遗体。还有12个人正在办理手续。”

　　这件事突然在诸暨市安华镇传开了。

　　就连平时孤零零，墙角还发霉的办公室里，也开始有人上门了。路边骑着电瓶车经过的人，偶尔也会停下看一眼挂在门口的“诸暨市红十字会安华分会”的牌子。

　　一辈子都没有闲下来的何国良觉得，“很多人已经开始改变观念了，捐献器官遗体也不是见不得人的。这是做好事，我会一直做下去的。”

　　“那怎么办丧事啊”

　　除了上门做工作，更多时候，何国良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藏在路边树荫下的一层平房里，摆了2张桌子和4张椅子，桌子上密密麻麻摆着各种资料和手写的工工整整的通讯录，整理好的《浙江省遗体(组织)捐献志愿书》(以下简称《志愿书》)被何国良小心地包在塑料袋里，放在桌子的一角，边上挂着两面锦旗。

　　自从何国良的事被报道以后，一些路过的村民经过这里，会进来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前几天还有一个上海的朋友，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给我打了20多分钟的电话，就聊这个捐献的事情。”

　　在他看来，“这是大家观念开始转变了”的一个开始。

　　不过，当去年9月第一次听说时，何国良也确实犹豫了许久。

　　“我自己肯定是愿意的，这是做好事，可以帮到其他人。但是我怕家里人会有反对意见，特别是我老伴，她身体不好。”事实上，何国良的顾虑，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侧面。

　　“尤其是在农村里，一些风俗观念还是很重，可能都不愿意谈这种事情。”何国良就常常听到附近村民们的质疑，“那怎么办丧事啊?”

　　“家里人同意了，这些都不是问题。只是很多人的想法在作怪。就像以前土葬改成火葬一样，现在大家不是都接受了吗?”何国良瞒了家里人4个月以后，“打算把这件事说出来。”

　　去年正月初三，何国良特意把4个女儿从外地叫了回来，“家里18个人一起拍了一张大合照”以后，拿出了《志愿书》。

　　没想到的是，对于何国良捐出眼角膜、器官和遗体，“大家都很赞成，觉得这是做好事”。

　　“不害怕，这是好事”

　　这让何国良所在的矿亭村的840多位老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安华镇更多的人开始和何国良一样，愿意捐出自己的器官和遗体。

　　被村民认为“胆子很小，连杀鸡都不敢”的王建良，刚刚在上个月领到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去年天气还热的时候，何老师就跟我说起了这个事情。”农闲时就做一些电器修理工作的王建良，之前也在报纸上看到过器官捐献的事迹，在他看来，“就像从土葬到火葬一样，一开始大家不接受，但现在，大家自然而然地这样做了。”

　　“不害怕，我觉得这是好事。”王建良平静地说。

　　瘦削的洪巧萍现在也这么觉得。

　　“很多人可能因为没有合适的器官，天天在医院里等死，但每天又有很多人因为意外去世。通过器官或者遗体捐献，就能救很多人。”刚刚才过43岁的洪巧萍上个月签署了《志愿书》，捐出自己的眼角膜、器官和遗体。

　　“还有一户人家，一家5口人全部参加了遗体捐献。”受洪巧萍的影响，她母亲也答应了器官捐献。

　　越善村的何信能在一旁也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和我妹妹、妹夫也签了《志愿书》，我们把自己也都捐出来了。”

　　和他们一样，安华镇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挂着“诸暨市红十字会安华分会”的办公室里跑，何国良桌上手写的通讯录也越来越长。

　　“得到了群体性的升华”

　　通讯录上的这些名字就像一个秤砣般拽着另一端，杆秤两端的人都离自己的期望越来越近了。

　　这让安华镇也引起了重视。

　　在这个以针纺业为主的小镇上，第一次出现了“比袜子更受关注的事情”。

　　“这54位都来自于农村，最大的已经84岁，最小的只有26岁。已经参加捐献的志愿者也已经自觉地开始向周围的人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这件事。”安华镇党委副书记王增感慨，“安华人的‘善’也在这次无偿器官遗体捐献中得到了群体性的升华。”

　　不仅如此，来自绍兴市红十字会的消息，截至今年上半年，绍兴市共登记器官遗体志愿捐献者107人。安华镇此次集体性捐赠的意义，从中可见一斑。

　　“如今，参加器官或遗体捐献的个人不算少见，但是在短时间内出现这样群体性的捐献真是全省罕见!”省人体捐献志愿者总队长朱强荣也在不久前特意赶到了安华。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周边金华、温州、杭州的人都打电话来咨询这个事情。”还要忙着照顾老伴的何国良，如今只能每天4点半就起床，“只要一有空，就开始忙这个事情。”

　　“会慢慢跟上的”

　　何国良手头的这件事，也为全省的器官遗体捐献开了一个头。

　　事实上，早在2010年，浙江就已经作为全国首批11个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试点省(市)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并率先出台了人道救助系列政策。

　　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已经累计登记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4800余人，成功实现捐献556例，捐献大器官1663个，角膜448只。

　　细心的何国良也有一些担忧，“生命活跃器官如肝、肾、心脏，对摘取、移植时间要求非常苛刻。”

　　此外，“在一些发达国家，司机的驾驶执照上都会注明执证人是否愿意在发生意外后捐献自己的器官。捐的话，在第一时间，接收单位就会赶到。”和器官遗体捐献打了19年交道的朱强荣也常常聊起，“目前还有待建立规范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分配和管理体系，供求矛盾还比较突出。”

　　“会慢慢跟上的。”何国良脱口而出。

　　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有人想要商量着把器官遗体捐出来，我要上门去问问看他们家里面的意思。”何国良拎着褪了色的袋子，从办公室里出了门。

　　记者手记

　　义举融“坚冰”

　　放眼世界，器官捐献都是颇为敏感的一词，涉及伦理、道德、医学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个命题放在中国，则更为棘手。

　　在中国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里，生前死后身体是不敢毁伤的，这也直接造成了在我国遗体捐赠的比例不高、人数不多的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30。

　　传统观念是一道门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公开、透明、可追溯的器官捐献体系也尤为迫切。

　　在如此鲜明复杂的观念和生存的博弈中，我们在浙江农村看到了54位器官捐献“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