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40年风起云涌，温州都作了哪些回答？一座改革之城，一群改革的先行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40年的市场化改革。

　　40年呼啸而过，有太多的的记忆——不仅仅是成功者，还有那些失败者，那些伏笔，那些岁月的彩蛋——需要一一回望。

　　1978、1988、1998、2008、2018年，我们选取这些历史截片，就像切开一截树桩，看看时间年轮留下的痕迹，重温那些年的故事，他们用血泪和欢歌改写城市发展的轨迹，改写人的命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谨以此文向他们致敬。

1978年的温州五马街。 孙守庄 摄

信河街南段，1978年摄。华侨饭店门口路面标高较低，每逢大雨，这里便是一片汪洋。孙守庄 摄

▲1978年的飞霞南路。 孙守庄 摄

1978年，永嘉联产承包大会现场。网络图片

1975年，涨桥头桥边红日亭。孙守庄 摄

　　1978年，公历平年，农历马年。

　　历史常常会和人开玩笑，原想让丈夫在黑龙江七台河扎根、开花、结果，结果10位姑娘反而到了第二故乡——温州扎根、开花、结果。

　　“十姐妹”其实只是“十位干姐妹”，一段特殊的历史，一场特殊的运动，将中国版图上两个毫不相干的小城市——温州和七台河紧紧联系在一起，10位东北姑娘嫁给了10位温州小伙，共同的命运让十姐妹结下了胜于亲姐妹的感情。她们那些年经常听的歌是于淑珍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十姐妹中的赵亚贤曾说出对温州的第一印象：“想象中的温州应该是一座与上海差不离的城市，哪知一下轮船，满眼是挤来挤去的人、破破烂烂的房子、脏兮兮的街巷，10月的天还热得流汗，听到的话一句也不懂。”

　　的确，同东北的水泥房相比，赵亚贤婆家大同巷那老旧的木头房子有些寒碜。温州信河街刚刚铺成沥青大道，明朝信国公汤和重浚的这条河道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有这样一组数据：1969年5月30日和9月11日，温州有两批418名温州知青赴七台河插队落户。1969年，温州市政府先后动员了3920名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新疆、宁夏等地开荒建设。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十位姐妹把最好的岁月都留在温州。让我们记录一下她们的名字：于琇岚(西山小学教导主任)、褚文芳(侨务咨询服务中心会计)、赵亚贤(南浦三小教师)、戴晓青(西城路某饺子店店主)、张淑环(个体布匹经营者)、张桂清(新桥住宅区某饺子店店主)、李淑玲(瞿溪某杂货店店主)、李士华(某医院护士)、单丽波(某幼儿园保育员)、陈康华(某新闻单位职工)。(潘端嘉《温州时报》1999.7.16)

　　在十姐妹嫁到温州20年后，温州日报记者潘端嘉写下《七台河女儿的人生故事》，她们顺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朴素理念，反而过上了比白山黑水更好的生活。1999年5月，黑龙江七台河市委书记张弛为团长的32人来到温州，举办了温州赴七台河知青纪念支边30周年联谊会，聚集了当年赴七台河的温州知青230人，南温州、北煤城因知青相连，衍生一个个悲欢动人的故事。

　　在温州茶场等地，也有一大批知青。在平阳县矾山镇知青茶场，一个劳动日值只有五六角钱，好的时候，平均工分值也就一元左右，大部分在这儿插场知青的生活要靠家庭接济，都想方设法离开这个“穷窝”。但这个茶场发展了农工副产业后，场员收入大幅增加到千元，使得一些知青申请返场务农。

　　从七台河回到温州的知青中，最富有的当属苍南金乡人叶文贵。1978年，叶文贵结束了9年知青生活，背着六七万元回到家乡，这些钱是他和知青办锹把厂的原始积累。他就在村里盖起四间大瓦房，顿顿都能吃上鸡，戴着全市只有两块的25钻梅花表！

　　在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四只鸭是资本主义尾巴，雇七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年代，叶文贵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箔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了千万元财产。1987年3月6日，叶文贵所办的金乡压延薄膜厂，经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审核批准，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500000元，用于扩建股份企业——苍南县金乡包装材料厂。股票每股面额为100元，共计15000股，年息18%。这是浙江省最早由个体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984年4月13日，苍南县在改革干部制度方面作出新尝试：任命个体工业户叶文贵担任金乡区副区长，县委书记胡万里在各区镇和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通报了这一决定。

　　叶文贵分管乡镇家庭工业，政治上享受同级干部的一切应有待遇，经济上给以相应的岗位补贴。

　　我们惊奇于当年对民营企业家的尊重和重视——不受个人户口和工作性质限制，不受闲言碎语干扰，不查六亲九眷历史。30多年后，温州发布“新政”80条，提出——“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

　　1988年，他在事业巅峰期造车，学者费孝通、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鲍勃惠等人都专程拜访他，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曾写下文章《希望涌现更多的叶文贵式人物》。但叶文贵最终演变为堂吉诃德式的悲情人物，耗尽了千万家财。

　　财经作家吴晓波后来拜访过叶文贵，在金乡街角的一家酒馆，两瓶“酒鬼酒”入肚后，叶文贵穿着破旧皮鞋，他用力地跺着地板说：“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产业，为了造车筹钱，卖了。”

　　叶文贵的儿子此时已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学的也是汽车专业。

　　中断了11年的高考，于1977年恢复。七七高考从录取到正式入学跨越了两个年头，“七七级”学生实际上1978年上半年上学的，比“七八级”多读半年书。

　　有人说，七七年凡是能考上大学的都是一条好汉。据统计，那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有570多万(不包括初试考生)，录取27万人，温州市大约有1万多人参加了高考，考生的主力是知青和代课教师，竞争异常惨烈。

　　1978年3月，杭大历史系迎来一批新生，乐清人周庆治就是其中一位，与他同学的有绿城的宋卫平、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温大教授张汝潮等。

　　在此之前，周庆治在文革中，上高中被拒之校门之外，之后一直在社会上流浪，据说七年打了13份工。直到高考恢复，他以23岁的年龄考取杭大历史系，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2年7月，周庆治毕业后在浙江省档案局任职，两年后就职于浙江省委政研室；1988年8月，周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曾担任省委书记秘书。1991年，周庆治辞职下海，次年8月，周庆治与许光跃等一起加盟浙江华电房地产开发公司，周庆治任董事长，这就是南都集团的前身。

　　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和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是浙江地产界的双子星。2006年，周庆治上榜福布斯榜、胡润榜，资产曾超亿美元。2006年周庆治将南都地产60%股份卖予万科，套现36亿元后，淡出地产圈，成立了一家以酒店和旅游地产为主的君澜集团。与新湖系掌门人黄伟类似，周庆治在浙商中以低调著称，几乎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他是第一个上榜胡润榜的温州人。

　　叶正猛是另一位恢复高考被录取的学生，他考入的是温州师专中文系。《瓯风》第十四期收入了他回忆七七高考的文章：“我的考场在温二中，海坦山麓，考试那两天我抄近路，越过山路，一个跳跃翻过操场缺口的围墙，进了考场……考试大约十天半个月之后放榜，学校大门口贴了两张红纸，一张是应届的，一张是在职的，我的名字赫然在上，而且代课老师只有两个名字。那一刻是“天上掉下来林妹妹”的感觉——“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但这时还要参加政审。这是七七高考在“文革”之后的又一个“唯一”，还需要严格的政审，准确说是查三代。”“考试结束当天晚上，市教育局在温州人民大会堂召开考生大会，进行思想动员，主题是“接受党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被定为历届考生代表表态发言。”

　　毕业后，叶正猛果然“接受党的挑选”，从一个机关办事员，升至洞头县县长、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却没料到，他人生的后半场投身商海，成为浙江新湖集团总裁，目前任浙江新湖集团监事长。

　　我们难以估量恢复高考给我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力，我们也难以穷尽去看当年温州一万考生的命运。

　　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高级专家李献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温州人，后来获得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温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兆鸽是当年考上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温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卢剑平是温州师专第一届学生，她提着父亲用过的破旧小皮箱和一个放手榴弹的小木箱，走进九山湖畔。

　　29岁的温州橡胶二厂工人张汝潮参加高考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诸葛忆兵以“半文盲”的状态考入温州师专，他记得当年课本中的仇恨教育——“贫农张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当年受剥削，干活地主家……”

　　平阳县麻步区萧江乡毛家处村、青龙村绝大多数村民都姓毛。那时候平阳很穷，人们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到平阳。

　　当地有个民谣：

　　姆妈娘，勿把囡儿嫁平阳。

　　平阳三条岭啊四条洋，前门介海水白洋洋，

　　后门开介大猫拖猪娘，直介归家望亲娘。

　　好的亲娘打卵卵，勿好亲娘掼你三巴掌。

　　不怨大，不怨娘，只怨媒人烂肚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