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遗址公园

施昕更（资料图片）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昨天，良渚文化最早发现者施昕更的孙子、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施时英接受温都专访，讲述他爷爷和温州瑞安的一段情缘。

　　发掘报告一度因抗战中断印刷

　　施时英说，他爷爷于1938年3月投笔从戎，来到瑞安后担任当时的瑞安县抗日自卫会秘书，投身抗日宣传。1939年5月，他积劳成疾，感染猩红热，因无力医治病逝于瑞安医院，葬于瑞安西山。

　　“在瑞安的这一年多时间，对我爷爷来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时光。”施时英说，在瑞安的那段时期，他爷爷历经万难，终于把有关良渚文化最早的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印刷出版。

　　1936年，担任西湖博物馆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的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他参阅大量资料后，察觉到其重要性。随后，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他开始对良渚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在良渚总共进行3次发掘，获得大量的石器、陶片等实物资料，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古老文化的遗存。随后，他执笔写下6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详细介绍了当时田野考古发掘的经过以及收获。他准备在杭州将该报告付印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印刷工作不得不中止。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携带报告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

　　施时英说：“原来那份报告由于战火原因，部分内容丢失。爷爷到瑞安后，对其进行了补充、撰写、整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报告，是在瑞安完成的，可以说，瑞安是这份报告的诞生地。”

　　“报告完成后，我爷爷觉得意义重大，便带着它找到当时的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请予印刷。由于战事紧张，馆里经费严重不足，董馆长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当时的教育厅拨款付梓，获省教育厅同意。”施时英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好心人的帮助，爷爷的这一报告才得以在上海出版。

　　报告卷首语透露出浓浓家国情怀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字里行间，浸透着施昕更对祖国炽热的爱。施时英介绍了此书卷首语的部分内容：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然而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在卷首语末尾，施昕更特意标注：“昕更志于瑞安。”

　　施时英说：“我的抽屉里常年放着一本后来出版的报告，但我现在不敢翻开看了。我负责日常文保工作，但我自认为自己做的工作相比爷爷当年，似乎不值一提。”

　　“当初我们对爷爷的离开很不理解。看了他的卷首语，我明白了。在那个时代，他只能舍去小家，保卫大家，保护我国固有的文化。”施时英说，爷爷的家国情怀令人敬佩令人动容。

　　后来，经过考古界继续发掘和研究，这一最早由施昕更等人发现的石器文化，于1959年底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温州人夏鼐命名为“良渚文化”。

　　施昕更之孙：

　　我的理想是守护好良渚遗址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曾多次到瑞安寻找爷爷的墓，但至今没有找到。”施时英说，对于他们一家人来说最大的心愿是找到爷爷的墓，并把他迁回良渚。

　　瑞安博物馆馆长陈钦益称，瑞安有关部门从1983年开始就一直在找施昕更的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安西山一带频繁建房，一些坟墓被破坏，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施时英说。

　　施昕更有三子，分别起名忆良、建良、建安，代表忆念良渚、建设良渚、建设安溪(岳父母的家乡)。如今88岁的施忆良还在世，也就是施时英的父亲。“我想找个机会带父亲去瑞安看看，完成他的心愿。”施时英说。

　　施时英说他的理想是按照家族的脚印继续走下去，守护好良渚遗址。祖孙隔了80年，一个是发现者，一个是保护者，因为良渚，他们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