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10月19日电 (记者 惠小勇 童方) 在红军长征走出草地见到的第一个村子——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有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为了纪念千辛万苦走过草地却牺牲在最后一刻的数百位红军战士而建，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有史料记载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胜利曙光”的正面碑文前，记者看到时任红军十一团政治委员、开国上将王平回忆的这段悲壮往事:“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

　　记者近日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从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翻越夹金山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小金县，经梦笔山再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和若尔盖县，一路寻访得知，像在班佑这样悲壮的牺牲并不是个例，由于伤病、饥饿、寒冷、缺氧等原因，很多红军战士在翻雪山、过草地中牺牲了，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

　　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对当年翻越夹金山的红军是一道“生死关”。邓颖超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夹金山上终年积雪，雪山必须在每天下午4点前走过，否则大风雪来了，就会冻死在山上，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来就起不来或行走缓慢，不能及时赶过山顶，就牺牲在雪山上。”

　　牺牲在雪山上的红军战士不在少数，而接下来红军三过草地，因陷入沼泽、饥饿寒冷而生病掉队等原因，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黄克诚大将回忆过草地时曾写道:“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一方面军收容队一名老红军回忆说:“晚上掉队的同志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早上发现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

　　在阿坝州红原县和若尔盖县的交界处，“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的塑像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纪念长征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若尔盖县史志办副主任徐绍勇介绍，当时一、四方面军混编过草地，类似这样舍己奉献而没有留下姓名的故事几乎天天都有发生。

　　95岁的老红军杨光明讲了两个自己亲身见证的故事。一个负伤的营级干部，为了不耽误大家行军，自己跳进了一条河里就牺牲了，临走前说:“我再也不要耽误你们，要是再耽误你们，你们也过不去了。”

　　还有一个战士，牺牲前捏着两块银元在手里，对领导讲:“我就算革命成功了，革命到底了(牺牲了)，我就交最后一次党费，两块钱，请你们交给党。”

　　除了牺牲的红军战士，还有1000多名红军战士因伤病留在了当地，随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残忍杀害。极少数人幸存下来，在那片只能种一季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逐渐融入当地藏族同胞的生活。战争年代他们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基层农牧区的工作骨干，毫无奢求。

　　在翻雪山、过草地中红军非战斗减员数量巨大，据统计，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过雪山草地的牺牲人数在两万左右。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红军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遗骨，也没有留下可供后人瞻仰的墓碑。

　　只有一个例外，在红原县亚口夏雪山海拔4450米的垭口上，有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据红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介绍，这里埋葬着一个建制班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在1936年夜宿亚口夏山，因缺氧而窒息。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前来黑水剿匪的解放军发现。

　　尽管这座红军墓所在位置偏僻，只能步行爬山才能到达，但仍有不少人来到墓前祭奠，怀念在长征中牺牲的无名烈士。

　　牺牲在雪山草地中的无名英雄，和那些流落在长征途中却顽强生存的红军战士，他们身上都体现了红军为解放穷苦大众，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收获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