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涵,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培养的首批城市规划大学生之一。1964年,包海涵入职杭州规划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共进行了两次总体规划的编制,包海涵不仅两次亲手绘制了杭州“总规”草图,更多次参与杭州“总规”及各专项规划的编制与修订,被后辈们亲切地称为杭州规划的“活地图”。
浙江在线12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赵路)近2米宽的规划手稿,几乎将桌面铺满,滨江、下沙、钱江新城……年过八旬的包海涵拿着放大镜,一处处点过去,细细端详。
以20年为一轮,改革开放40年来,杭州共进行了两次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而这两次“总规”的草图,均出自这位杭州最资深的规划师笔下。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一步步蝶变为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而描绘这些图景的包海涵,就是其间最真切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年过八旬的包海涵仍热衷于研究城市规划。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
一次埋下伏笔的修编:
从西湖迈向钱塘江
站在杭州城市阳台上,前方是怒放的奥体“莲花”,身后是璀璨的“日月同辉”,浩荡的钱塘江水奔涌不息,似乎昭示着沿江两岸不可阻挡的崛起之势……
每一次来到这里,包海涵都心潮澎湃。这幅“拥江发展”的宏图,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包海涵清晰地记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对城市规划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浙江省、杭州市抽调精干力量,专门成立“总规编制工作组”,全力实施改革开放后首轮杭州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因为经济实力等多方面因素,以前的城市规划很难真正落地。可那一次,我们得到指示:不要顾忌,全力放手去做!”包海涵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要变了,杭州要变了!
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规划设计处,在靠近西湖的井亭桥。一个大开间办公室内,还是技术员的包海涵和同事们一起,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一笔一画勾勒出《杭州市总体规划(1980-2000)》的首张草图。
“那时没有电脑制图,我们要用铅笔和24色水彩笔,一笔一笔地画。又是夏天,也没有空调。为了避免汗水打湿图纸,我们用毛巾裹住脖子、肩膀、手臂,汗流浃背地干……”
1983年,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杭州市总体规划(1980-2000)》获国务院正式批复。然而,这份被所有编制者认为将“引领杭州20年”的蓝图,很快就“落伍”了。
“改革开放带来的爆发力,让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想象。”包海涵说,“1978年编制‘总规’时,预计2020年杭州市区总人口才达到100万。可事实上,这个数字1985年就突破了,比预想的整整提前了35年!”
杭州“总规”不得不经历一轮又一轮的修订,规划师们穷极想象,为杭州谋划最长远的未来。
“我们开始考虑,当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爆发性增长,未来杭州人在哪里工作、居住?杭州该往哪个方向扩展?”包海涵说。
原本的杭城依湖而建。然而当时的深圳特区还有后来的上海浦东新区,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合适的新空间,将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福利。“我们认为,杭州‘东扩’比‘西迁’更有利。一来,杭州西北部多山、多水,不利于发展经济;二来,杭州的东南部面向钱塘江,自然条件优越,水面宽度是黄浦江的两倍以上。”包海涵说。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杭州最终决定,引领城市“东扩”,将市中心向钱塘江转移。
从那以后,杭州“总规”修订飞速突破原有版图——1985年,包海涵规划了现今杭州火车东站和钱江二桥周边的路网和用地;1996年,杭州版图首次跨过钱塘江,高新区(滨江)跃然纸上;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由430平方公里一举跃升至3068平方公里;2017年,临安成为杭州第十区,杭州也全面开启“拥江发展”时代……
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从以西湖为中心迈向西湖、钱江新城双中心,杭州稳步走在世界名城之路上。
一场惊动全国的争论:
西湖边能不能建高楼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浑然一体”的西湖山水,得益于20多年前一场惊动全国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西湖边能不能建高楼?
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在城市发展中,都遇到了类似困扰:自然、人文景观,该不该为城市发展“让路”?
“西湖边建筑‘高度之争’,其实就是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如何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包海涵说,“争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开会时争论,下班后争论,还有人投稿到报社、不断给省市领导写信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终,1990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一锤定音,这部中国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第一法”,明确了加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等内容。
杭州趁热打铁,以西湖为圆心划了一个“保护圈”,其中临湖建筑限高18米之内,为西湖守住了“天际线”。
此后,杭州“要开发,先保护”的城市发展理念逐步完善,并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包海涵对此如数家珍——
叫停河坊街的拆除,并进行保护性修复,让古色古香的老街魅力再现;为动迁两棵300年的老樟树,政府耗资上百万元,且不惜延缓中河高架修建进程;在寸土寸金的西溪湿地,建立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
2011年,西湖申遗成功;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时至今日,保护这座城市的每一棵树、每一处文化遗存,已经成为所有杭州人心中铭刻的信条。包海涵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当初的坚持,今天的杭州从何而来?”
一批首次出现的民生图标:
城市规划坚持以人为本
包海涵在家里,只要不睡觉,电视机永远是开着的。一旦听到有杭州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他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跑过来看:哪个车站启用了,哪条路通车了……然后摊开《杭州市总体规划(2000-2020)》一一核对。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部分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片面追求物质生产的现象,那么跨入新千年以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浙江在研究杭州城市化发展战略问题时,也明确要求杭州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包海涵说。
展开这幅比例为1比10万的规划图稿,包海涵指着一个个“小图标”对记者说:“这张图所描绘的杭州,已经与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形态基本一致。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在产业区块规划基础上,图上出现了大批‘民生’新图标,包括高速公路、地铁、快速路网等。”
翻开2000年以后杭州“总规”的各个修订版,可以明显感受到民生项目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高,显示政府的规划正在努力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例如,2007年国务院批复的《杭州市总体规划(2000-2020)》,首次明确了杭州“一主三副”“六大组团”的空间布局,即将杭州划分为多个片区,每个片区建立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尽量避免市民因“钟摆式移动”造成的交通拥堵。
2016年再次修订获批的杭州“总规”上,“六大生态带”构成了遍布杭州的绿地景观系统,10条总长406公里的地铁线路、“四纵五横三连十一延”快速路织成贯穿全城的路网。
新时代要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让包海涵倍感欣慰与期待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不断落地生根:在他退休以后,后辈们突破地域限制,将城市规划向更广、更纵深的领域推进——
向外,杭州布局“一心八射”都市区域城际轨道交通网,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最新“总规”确定,2020年前,杭州将与周边区域构建“1小时通勤网络”,并从水资源、大气等方面加强一体化对接,积极打造长三角的“金南翼”和亚太门户枢纽,加快杭州城市国际化步伐。
向内,杭州率先推出“驻镇乡村规划师制度”,逐渐深入到过去不曾涉足的“毛细血管”。大批规划师开始走进小城镇、走进乡村,将一个城郊集市、一座郊野公厕、一间乡间民宅都纳入规划设计范畴,为城乡协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让远离城市中心的人们也能享受“同城待遇”。
城市不断发展,规划永无止境。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规划师,一如当年他手绘的第一份杭州“总规”时那样,对未来充满憧憬:“我相信,再过40年,杭州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生活在这座城市,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改革之利
城市之幸
本报记者 赵路
40年来,神州大地,春风化雨。在新一轮城市化浪潮中,杭州以前瞻性、科学性的视野,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跟随着时代的进步,抓住了每一次发展机遇,才有了今天向着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稳步进发的好形势。
从包海涵的讲述中,记者深切地感受到,杭州的城市之幸,莫不得益于改革之利。
因为改革,我们勇于开拓创新。紧抓经济蓬勃向上的机遇,杭州果断开启了城市“东扩”的进程,从“西湖时代”大步迈向“钱塘江时代”,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为改革,我们敢于坚持正确的理念。在面临发展与保护的抉择时,杭州以超前的谋划,守住了环境与历史文化遗存的“红线”,留存了城市的“底色”与“文脉”。
因为改革,我们不断大胆想象,抓住时代机遇。在国家重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时代,杭州借力G20峰会、亚运会等重大机遇,把城市国际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标杆,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启建设世界名城的新征程。
“在杭州做规划很有成就感。”一位80后规划师这样说。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包海涵”们已将“接力棒”交到了年轻一代手中。砥砺奋进,携梦想同行,杭州的下一次腾飞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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