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正处于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期，但体制机制障碍仍制约着一体化的高质量推进。长三角邻界地区亟待借助“俱乐部效应”，通过机制创新，率先实现邻界区域高质量一体化，为沪苏浙皖、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作出示范。

　　“俱乐部效应”是指多个毗邻地区因经济的相互联系，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与产业结构等指标）趋同的一种现象。

　　“俱乐部效应”的产生机制是从邻近地区（交通时距相对短、成本低）根据相对比较优势产生贸易与产业分工，促进了各自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产业分工与贸易联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后期），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经营环境的差异，促进资本流通，跨区域的相互投资得到发展，导致产业分工的细化与产业内部贸易的快速增长，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从而产生“俱乐部效应”。

　　“俱乐部效应”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需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其次是较为便利的交通；再次是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工业化中后期是“俱乐部效应”明显放大的阶段。

　　“俱乐部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间的时空距离、中心城市到区域的时空距离、俱乐部成员的产业结构、市场机制、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区域政策等。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地理因素（地形气候等）、资源禀赋、区域政策（区域内各地政府有关区域发展的规划、政策等）、教育科研等与区域“俱乐部效应”有着关联。

　　长三角邻界地区的典型区域是上海、江苏与浙江的边界地区，上海与苏州、无锡、嘉兴、湖州的邻界区域最为典型。这些邻界地区资源禀赋相似、历史文化相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贸易、投资与要素流通，逐步形成了区域增长俱乐部，成员间的经济收入水平高、相互间的差距小，产业结构相近、易于推进产业内部贸易与产业内分工协作，开放程度高，进出口贸易与外资的作用大，成为典型的区域俱乐部。

　　另一方面，即使在沪苏浙的邻界地区，目前仍存在着行政等非市场化因素制约，邻边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仍存在。长三角邻界地区的行政分割效应，一是体现在对企业与产业跨界转移的制约；二是不同的政策，地方不同的财税优惠政策、地价优惠政策、外贸政策等，造成重复投资、过度竞争等现象；三是要素市场的分割，受不同管辖主体的制度、政策与法规的影响，如劳动人事管理制度与政策差异、农保地政策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差异等，地区间的劳动力、人才、土地等要素跨界流动受到限制；四是各自辖域利益不同，造成道路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难以接轨。

　　通过沪苏浙邻界地区的一体化示范，着力机制创新，进一步发挥区域“俱乐部效应”，推进整个长三角地区高水平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

　　当前，沪苏浙邻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呼之欲出，如何通过邻界地区的一体化示范，进一步发挥区域“俱乐部效应”，创新机制与政策，对推进整个长三角地区高水平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长三角邻界地区可以通过创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进行机制创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由沪苏浙共同打造，开展合作机制创新，变沪苏浙边界地区的低凹地为合作高台，以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示范区”的功能定位体现在“三个示范”上：

　　区域开放机制创新示范。通过邻界地区间的合作机制创新，打破在不同行政区域间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间的贸易往来与产业分工协作，扩大对外部开放，从而放大区域增长“俱乐部效应”，使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省际开放与国际开放的高台，为长三角区域以及整个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等区域合作提供体制、战略、路径等方面的示范。

　　高质量发展示范。2008年以来，浙江、江苏继上海以后步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安徽也正步入工业化后期。生产要素供给与环境的制约不断加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向外投资与产业转移兴起，产业结构优化压力增大，高质量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全球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兴起，信息智能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迅速崛起，生产方式、流通方式与生活方式迎来革命性变化，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长三角核心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最早面临经济转型压力的地区，又是中国经济最开放、教育科技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必然是迎接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近水楼台”，又是引领中国产业革命的创新示范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应成为国内领先的技术创新中心。

　　新型城镇化示范。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但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圈的邻界边缘地带，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沪苏浙邻界区域开展经济合作，以上海西部、苏州市区与嘉兴市区为支点，大力推进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更快更好地促进邻界地区的城镇化，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可为我国区域城市化提供示范。

　　完善协调机制和合作机制，创新联动发展的组织机制，共同编制示范区发展规划，通过沪苏浙三地共建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创建。

　　首先，共同编制“示范区”规划。沪苏浙三地要就“示范区”进行充分的研讨磋商，明确“示范区”的合作机制创新、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大示范功能的定位，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建立相关组织机构，通过三地共建，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创建。在此基础上，通过三方联合组织，共同编制示范区发展规划，以作为示范区创建工作的统领，并向国家申报创建沪苏浙“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其次，创新协调“示范区”联动发展的组织机制。以建立“示范区”协同机制与共生机制为目标，建设三个层级的示范区组织机制：第一层为上海、江苏与浙江省级协调层面；第二层为上海虹桥商务区、苏州市与嘉兴市层级；第三层为上海西部、苏州、嘉兴相邻的县区。第一层级主要负责指导、协调第二第三层级，以及沟通协调“示范区”与国家层级的工作。

　　区域俱乐部研究成果表明，中心城市的带动对邻界地区“俱乐部效应”有着重大影响，如果以县级为单位成员的俱乐部因缺乏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其“俱乐部效应”会明显减弱。“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要以第二层级的构建作为重要一环；而第三层级是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和落脚点，通过解剖“麻雀”，为体制改革、法律与政策协同提供示范样本。

　　“示范区”组织主要是通过完善“示范区”内部协调机制和合作机制，尽快形成“示范区”统一的市场体系。同时，也要做好示范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机制协调。

　　其三，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增长极的带动作用。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尽早构筑起虹桥商务区、苏州中心城市与嘉兴中心城市三大支点。虹桥商务区、苏州市区与嘉兴市区应成为“示范区”人才、技术、信息与商务集聚的三大中心，以放大区域经济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

　　相较于虹桥商务区与苏州市区，嘉兴中心城市功能偏弱。未来浙江须将嘉兴中心城市功能建设作为重点，提高嘉兴的城市层级。增强嘉兴中心城区对市外人才的吸收力，提高全市人口集中度，加快商务集聚与制造业扩散。同样，上海西部地区受中心城市的辐射相对弱，加快虹桥商务区建设，提高对上海西部地区的辐射功能更是迫在眉睫。苏州也需要加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其四，探索“示范区”制度创新、开放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领域和机制。在制度创新方面，围绕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寻求在城乡土地制度、土地开发机制、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户籍与人口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监管制度、教育与人才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度的改革创新，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示范区”要在公共管理机制与提高政府效能方面一致行动，联合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开放创新方面，围绕协同共生的目标，加强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建立必要的协调机制，制定相关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控制参量”，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推进。寻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转移政策、引进内外资政策、产业园区政策、农产品生产与流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多方共赢的协调机制。

　　在科技创新方面，围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目标，以G60科创走廊建设为重点，寻求科技创新的全面合作。“示范区”要在教育科技体制、技术与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产品研发机制、共建产业研究院、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孵化器与科技园区建设、信息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全面大胆的改革创新，使“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的示范区。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