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14日讯 舟山港，地处中国东部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是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具有独特的港口区位优势，是中国最早向欧洲国家开放的窗口之一。 300多年前，英国商船就经常来定海停泊，贩运商品。康熙年间，浙海关公署曾设于定海港，至今留下了“钞关弄”这个古老地名。

　　一、湮没在繁华市街里的钞关弄

　　钞关弄在哪里?钞关弄的地名是如何得来的?估计很多定海人都不知道了，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能在记忆里找回一些早已淡忘的印象。住在东大街的洪姓老人告诉笔者，钞关弄就在他的家门口，东大街与东管庙弄交界处。 1999年出版的《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也是这样说的：“钞关弄，南北走向，南起小河头，北至东大街。长75米，宽2.5米，水泥路面。 ”

　　定海人对钞关弄的由来向来比较陌生。一部本地的地方史志说：“清初，在弄内曾住过看守城门的兵卒，称为抄关兵。遂习称为钞关弄。”关于“抄关兵”的说法，可能是出自老百姓的误传，而被采访者当做正史了。其实钞关弄的得名，不是源于“抄关兵”，而是因为清康熙年间，曾经在此附近设立“钞关”，也即海关，那里曾经是大清浙海关在定海的办公地点。“钞关弄”这个老地名，算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古老舟山港的见证。

　　文化广场，是定海最繁华的市区中心。从文化广场沿着车水马龙的解放路东行，到芙蓉洲路转弯，依旧是店铺林立的商业街，熙熙攘攘，人流穿梭。转到老街东大街，可以看到一排红色木结构的老房子，这是定海老城的常见景观。

　　在东大街与东管庙弄交界处附近，东大街65号的对面，有一条静谧的小弄堂，就是原先钞关弄的大约所在位置，弄口立着一根电线杆。洪姓老人告诉笔者，原先钞关弄这条弄堂还要往西一点，就在电线杆的西侧。而现在的小弄堂在电线杆的东侧，是街区改造以后留出来的过道。小弄堂的南端，就是小河头弄，以前是一条小河，河上也有一座小桥。东大街65号往东，大约10多米处，就是现在的芙蓉洲路。芙蓉洲路，原系河道，1953年填河修路。以前，沿东大街过河往东要经过一座小桥。洪姓老人告诉笔者，这座小桥名叫“马河桥”，其位置就是现在芙蓉洲路和东大街的交叉路口。

　　民国《定海常关简志》云：“定海榷关，古之钞关也，昉自清初。其设立年月，缘案卷毁于兵燹，湮没不可考。原设地点，在定邑东门文彩桥下，土名钞关弄。以后榷查不便，遂迁于南门大街之太保庙。继以城垣间隔涂涨益遥，且帆船均集于东港浦，遂移至南道头黄大来公祠。 ”旧钞关首设在定海城内东门文彩桥下，即今钞关弄所在。

　　雍正年间的《定海县治图》，清清楚楚地标绘着“海关”地名。从这张地图的标绘来看，大约可以了解清代浙海关的位置所在。海关的西侧、南侧各有河道相环，并且标出两座小桥，其中西侧芙蓉洲河道上的那座桥，就是文彩桥。南侧的那条河就是现在的“小河头弄”位置。这张《定海县治图》和现在的地名基本能够对应起来。

　　文彩桥，其实就是老百姓口中所说的“马河桥”。据老同志胡时杰在《定海的桥》一文中介绍，定海人对桥的命名，有雅有俗，一座桥常常有两个桥名，有人喜欢叫“文彩桥”，也有人称之为“马河桥”。沿着芙蓉洲路旧河道，雅一点地说，“东门有座文彩桥，上有芙蓉洲，带月桥，学宫门前登瀛桥。 ”而俗称则是：“东门有条马和桥，过施家河头，张家弄桥，学宫门前灯笼桥。 ”文彩桥和马和桥，带月桥和张家弄桥，登瀛桥和灯笼桥，都是一条桥的两个名。

　　这张雍正《定海县治图》中标绘的“海关”，与现在洪姓老人所说的“钞关弄”旧址位置有点距离，一个在芙蓉洲路的东侧，一个则在芙蓉洲路的西侧。但是，不管怎么说，钞关弄因“钞关”而得名，则是铁板钉钉的，这也说明钞关弄的历史悠久。

　　《定海县治图》中清楚标绘出“海关”位置，说明当时“浙海关”在定海县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定海县治图》中所标绘的地名不太多，清晰可辨的有定海县、总兵府、县学、御书亭、衙山、左营、右营、中营等近二十个地名。“海关”在地图中的标注十分醒目，并清晰标绘出其三幢房子，一个正大厅，左右两侧厢房。“浙海关”初设时，关长称为“监督”，是皇帝从各部的资深官员中选拔任用，一般是由内务部和户部的官员派员充任，因此在当时的偏僻海岛定海县，算是为数不多的中央驻定机构了。

　　二、钞关弄的历史渊源

　　关于钞关弄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

　　康熙《定海县志》载：“榷关，公署，在城东，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海关监督张圣诏题明捐建。 ”

　　古老的舟山港，地处中国东部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是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具有独特的港口区位优势，是中国最早向欧洲国家开放的窗口之一，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熙时，英国商船经常来定海停泊，贩运商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正式设立浙海关，旧址在今宁波中山西路鼓楼边。在老百姓的口语中，“浙海关”也被简称为“钞关”。绘于道光年间的宁波地图《宁郡地舆图》中，即把旧时浙海关标识为“钞关”。

　　为方便征税，浙海关监督多次要求朝廷将浙海关总部由宁波迁往定海，但户部考虑到迁建需另外建造关署衙门，原宁波府海关衙门又要废弃，故没有同意，仍由海关差役前往收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再次建议说：“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处，无过于此。自愿设法捐造衙门署一座，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可增税一万余两，府城廛市仍听客商贸易。 ”这份请示终于得到户部首肯。于是在定海县设立浙海关，并建造了红毛馆，俗称西洋楼，作为接待外国商人和船只的机构。此后，“东、西洋船，愿往宁波者，听其驾赴宁波，愿往定海者，听其停泊定海”。于是，各国商船停泊定海者日多，“一时称为盛事”。

　　那么为什么把向外国商船征税的机构叫“钞关”呢?“钞关”一词，实与古代纸币的发行流通有关。

　　钞关之名起源于明朝。明宣德四年(1429年)始设钞关。设置钞关旨在征收船税，隶户部，税收多用于支付军事抚赏费用。明朝内地征税的钞关在初建时，因规定以钞纳税，故名。

　　明太祖以宋有交子，元亦用钞，其法省便，易于流转，遂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宝钞上有题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下两旁有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 ”为推行宝钞，明朝廷采取措施疏通钞法，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宝钞以强令宝钞流通，同时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财政收入。明宣德四年，明朝政府首先在南北二京间沿运河的重镇设立了7个钞关，命令：“船受雇装载，计其载料之多少，路之远近，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料纳钞五百贯。”(《明宣宗实录》卷五五)。钞关之设自此开始，钞关之名也一直沿用到清代，并成为征收船钞和货税的海关代名词。

　　三、定海钞关与东、西洋贸易

　　浙海关曾经移关定海，这一观点见诸于清代史料，且已被相关研究者认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编就的《皇朝通志》卷九十，关于“浙海关”记载如下：“(康熙)三十四年设浙海关署于宁波，付拨沿海巡哨船二十于各口巡察。又设海关署于定海县，并设红毛馆，令监督往来巡视。”这部代表清政府官方口径的史书，认定定海县设“海关署”，而不是像乍浦等地那样，设立的是一个海关的关口。这也说明定海钞关的重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编《中国海关文物集萃》，关于浙海关的简史，书中简明扼要地指出：“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 1698年，浙海关移驻定海。浙海关的职责是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海船，稽查货物，征收船货税，兼防守海境，严禁走私。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浙海关”的管理侧重点是“来往日本的中外海船”。虽然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是其强调“来往日本的中外海船”是定海钞关的重点征税对象，对全面了解康熙雍正期间定海海关的职能有所启发。

　　清代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这四个海关在管理进出口贸易方面,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 自然分工有所不同。江、浙、闽三个海关历来管理的侧重点在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东洋贸易, 粤海关的侧重点在于管理西洋、南洋各国贸易。

　　的确，定海浙海关公署的设立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商人喜欢在定海泊船，因此海关监督张圣诏投其所好，移关定海，另选址道头，“乃筑红毛馆城外，使居焉”，这是给西洋欧洲人居住的馆舍。

　　然而，在定海做贸易的，不仅仅是英商，还有前往日本长崎以及琉球等国的商船，其数量也甚为庞大，雍正年间的史料表明，定海县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和乍浦一样也是办理日本铜进口的指定口岸，同时也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口岸。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浙江巡抚李卫发布一个命令，事由是为了严查出洋商船久不回国。文云：“照得定海、乍浦等处海口，洋商船只出往东洋贸易，原有定限，毋庸在外逗遛不归，如有逾限，该地方官即行查究，久经饬遵在案。 ”

　　康熙六十年(1721年)以后的浙海关监督一般由浙江巡抚兼任，因此这个李卫兼管海关事务，他查阅了定海等地上年册报商船，前往东洋申报出洋的多，而回棹者寥寥，尚有各船迟迟不报回浙。他觉得“明系中途逗遛，……事关海洋重务，难容狥隐，合行严查。 ”为此他命令海关各属，“将本年东洋回棹商船到有若干，该船所领倭照是否报部有名，抑或额外私领，逐一查明造册报夺”云云。

　　从这篇巡抚大人的命令看，定海、乍浦两地前往日本贸易的船舶数量众多，由于日本对贸易实施总量控制，因此导致一些赴日商船得不到日方授予的“信牌”而滞留不归。

　　前往东洋贸易的船舶数量巨大，为此浙江巡抚李卫还要求增设沈家门巡检。他在雍正七年(1729年)向朝廷打了个报告，“再定邑之东沈家门，乃洋船出入之所，南为乌沙门，直接大洋，东连普陀山，外即洛迦门，为定邑之咽喉，最为紧要，且离县城七十余里，查向有宝陀司巡检驻扎此处，缘本朝初年迁禁海界，将巡检衙署拆毁……沈家门实为要地，应请设立沈家屿巡检，以资巡缉，实为防范海疆之要。 ”结果，朝廷同意这一建议，“随经兵部议复，应如该督等所请。奉旨：依议。 ”沈家门宝陀巡检司是因“洋船出入”而设。

　　定海是东洋贸易的重要关卡。康熙、雍正年间几次颁布律令，规定“再各处商船，往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之要汛挂号而出”，说明定海浙海关在缉私、边防管理中的战略地位。

　　关于浙海关的关闭，有一种说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为限制英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只允许他们在广州一处收泊交易，不许一船入浙，同时撤销了定海红毛馆和浙海关。

　　其实，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浙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62年)闽浙总督的晓谕，也只是勒令西洋番船(即欧洲各国商船)，不得前往宁波、定海做贸易而已，而中日贸易的大门是绝不会关闭的，乾隆时代依旧需要进口日本的铜，而通过定海港出口日本的货物则包括大量的陶瓷颜料等等。

　　红毛馆，仅仅是供西洋人居住的馆舍，它不等同于定海钞关。红毛馆的废置，也不等于定海钞关的废置，更不等于浙海关的关闭。事实上，江、浙、闽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朝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日本人编著的《清俗纪闻》一书中收录了一份乾隆六十年(1795年)浙海关签发的“商照”，证明浙海关的正常运作。

　　【后语】

　　具有三百年历史的钞关弄地名，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街路改造，湮没在繁华市街里的钞关弄，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了。有关部门能否将钞关弄列入舟山市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并在其东大街旧址建树一个地名纪念碑，记载起古老舟山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段沧桑历史。

　　（舟山日报 孙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