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报人史量才

　　面对西湖，背靠葛岭，北山路上靠近断桥处，有一幢名为“秋水山庄”的洋楼。

　　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报业大亨史量才的住宅，秋水之名，源于他的夫人沈秋水。

　　1934年11月13日，从秋水山庄回上海的路上，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同行的一名朋友和司机也同时被杀。不过，腥风血雨过去了88年，山庄依旧在，史量才之名依旧在。

　　从封建社会科举走出的史量才，身具“两重历史和两种文化”的属性。根深蒂固的儒家济世、民本思想，让他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接受新式教育，又让他打开了视野，观念颇为新颖。

　　作为特殊年代的文化连接者，史量才选择了办报救国的道路。他是一名报人，更是一名爱国斗士。

　　一

　　史量才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国难日重之时，清廷覆灭、军阀四起、日军入侵……一大批身处其间的爱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找不同的救国道路。

　　有着强烈爱国精神和斗争精神的史量才自然不例外。

　　1903年秋，23岁的史量才从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年轻人总是梦想着闯荡一番，毕业之后的史量才，选择了到大城市寻找事业的落脚点。

　　当老师、办学校，兼职报社主笔，这段“沪漂”经历，让他有机会结识了黄炎培以及一批“海归”，在交流中眼界和思维被进一步打开。

　　当时，上海报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亲眼目睹舆论在社会上的巨大作用，史量才的重心，也从教育转到了报业，希望以舆论之影响力，影响更多的国人。

　　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他常对同事说：报馆之责在辨明是非，报馆之责在提倡公道，国家赖舆论以匡救，社会赖舆论以改进。

　　他摒弃以往市井的琐闻屑谈，大胆聘用黄远生、邵飘萍等著名记者作为特约通讯员，并开辟专栏，揭露种种丑恶行径。

　　五四运动后，《申报》对此开展连续报道，并配发评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赞扬学生爱国热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申报》在17日发表评论《北京之文字狱》，旗帜鲜明地抨击北洋当局。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在此后的团结御侮的浪潮中，史量才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他说：“立誓生不做亡国奴，死不做亡国鬼……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史量才利用《申报》平台，发布募捐物资的启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抗日救亡的消息、评论，呼吁全上海民众联合起来，坚持抗战，收复河山。

　　我笔写我心。对知识分子来说，文字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武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国有危难，救亡图存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感，在一代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传承、激荡。

　　二

　　史量才选择创造一个平台，义利兼顾，以品牌的影响力扩大舆论的影响，以“史家办报”的态度记录历史，以立场鲜明的言论引导舆论，坚守人格、报格、国格，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秉笔直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全民抗日的高潮，史量才要求报纸改变从前温吞隐晦的语言风格和冷淡观察的态度，力图“为社会、为历史办一较有权威的言论机关”。

　　言论向来被称为“报纸的心脏”，代表着一社之观点，引领读者思想的变迁。史量才以《申报》为平台，聚集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腐败社会进行了强烈抨击。

　　1933年上半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上连发《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

　　“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三篇时评无异于三支冷箭，蒋介石大为恼火，对《申报》“禁言”停邮35天。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在一次次面对矛盾和冲突时，史量才说“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始终站在民众这一边，是他坚持敢于斗争的底气。

　　茅盾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中写道：“延续了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

　　三

　　史量才认为，报纸作为文化产品之一，天然有着教化大众的使命。黄炎培曾这样评价他：“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

　　1931年，史量才创立了《读者通讯》栏目，与当时的精英办报理念不同，讲究文字上的通俗易懂，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让稍微识字的人也能看得懂。这种方式，有利于打破知识、信息的传播垄断。

　　当时，《申报》还开办了各种增刊专刊，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艺术、人文等各方面，源源不断输出新鲜而接地气的知识讯息。

　　此外，他请来了一批作家撰写时评、杂文。这些文章所传递的观点，对当时社会启迪民智起到重要作用。

　　在史量才掌舵的22年间，《申报》的发行量从7000份飙升至15万份。当时江南一带习惯把所有新闻纸称作“申报纸”，而报界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谈中国报纸必谈《申报》，谈《申报》必谈史量才。”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抗日进步力量来往密切，《申报》成为进步势力在上海的舆论阵地。也正因为如此，腐蚀拉拢、威逼利诱均告无效后，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秋水山庄西南方向五六公里处，西湖群山之中，有一处略显寂寥的地方，史量才便安葬于此。章太炎在为史量才写墓志铭时写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

　　以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客观公正记录现实，史量才“史家办报”思想，与中国新闻人“铁肩辣手”的情操一脉相承。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史量才的办报思想多少有着时代局限性。但在时代的变局中，史量才坚守了知识分子的底线，用言论激励国人抗战，以行动投入救国运动，其爱国精神和勇于斗争的内核，依然值得学习和传承。

　　“笔杆无多重，无志拿不动。”无论新闻传播技术如何变化，都不能忘记为谁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