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每个人心中都有座逸夫楼

　　很多中国人心里，都有一座逸夫楼。

　　2014年，107岁的邵逸夫去世。那一年，有网友制作“逸夫楼分布图”，发现几乎整个中国都是密密麻麻的标记。

　　逸夫教学楼、逸夫图书馆、逸夫科技馆、逸夫体育馆，还有众多逸夫小学、逸夫中学、逸夫剧院、逸夫医院……一代传奇人物远去，但他留下的文教遗产灿若星河。

　　在国人心中，“邵逸夫”不仅只是个名字，而是内化成了一个符号。它星星点点点缀在中国版图之上，嵌入到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今天(11月19日)，是邵逸夫先生诞辰115周年。斯人已逝，而他的善迹与精神，依然福泽后世。

　　一

　　邵逸夫的名字，自带两个标签：香港影视大亨、著名慈善家。

　　身为邵氏兄弟影业的开创者、香港无线电视TVB的掌舵人，中国影视史上，永久留有他的名字。

　　没有人生来就成功。他的英文名叫“Run Run Shaw”，是他本名邵仁楞的音译。这似乎成了他人生的生动写照——“跑来跑去”。

　　邵逸夫十六岁时，家族颜料产业“锦泰昌”因颜料生产的快速工业化而迅速败落。在这样的背景下，邵氏兄弟凭着一腔热情，集体闯入当时尚属草创的中国电影业。

　　在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里，邵逸夫从不拒绝脏活、累活，跑腿、打杂更是家常便饭，也因此熟悉了电影制作的全流程。

　　随着《女侠李飞飞》《梁祝痛史》等影片的播出，天一公司在上海滩逐渐站稳脚跟，但不久，就遭遇了一场针对和抵制他们的“六合”围剿。

　　为在夹缝中求生存，邵氏兄弟远下南洋，每天背着沉重的电影仪器、跋山涉水放映电影；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邵逸夫又只身赴好莱坞学习有声电影拍摄技术，中途差点在风暴中葬身海底。

　　邵氏故居

　　历经风雨，才能笑傲江湖。

　　1933年，邵氏兄弟独立拍摄我国第一部有声片、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创造当年百万票房神话；1958年，邵氏影城在香港清水湾荒地拔地而起，香港成为“东方好莱坞”。光影之间，邵逸夫拍摄了千余部电影和电视剧，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TVB的《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电视剧，更是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不过，邵逸夫的人生远不止前半场。这个最“抠门”的老板，也是最慷慨的慈善家。

　　坐拥影视帝国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他始终认为：“人们赚钱难，但有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最难的事。”

　　二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

　　1973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私人慈善基金组织——邵氏基金会，开始向香港的教育和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第一笔善款捐给了香港苏浙公学，目的是给学校建图书馆；另一笔600万港元，用来建香港艺术中心，这里后来成了香港与内地及国外进行文艺交流的重要场所；听说同乡马临任校长的香港中文大学缺钱建书院，邵逸夫直接出资1亿港元“救急”；他还将巨额捐款投向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使多家医院受益其中。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和大笔的善款投向祖国内地。就在这一年，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收到了来自邵逸夫的1000万港元捐助善款，用于安装壁画前的玻璃屏风，保护千年壁画艺术。

　　当国家受灾时，他总是第一时间慷慨解囊。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1亿港元；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捐款1亿港元；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再次捐款1亿港元……这位老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国家。

　　在众多捐资项目中，邵逸夫对教育项目情有独钟。他曾多次说，“内地与外国不同，教育不普及，很多人想读书没有好的先生……培养师资刻不容缓。”因而，他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体现着对祖国青年人才未来的殷切期望。

　　宁波大学逸夫艺术楼

　　比如，1985年，邵逸夫捐资1000万港元，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兴建邵逸夫科学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逸夫楼”；从1987年至1992年，他3次向宁波师范学院捐款建图书馆、教学楼和职业教育中心，设立奖学金。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12年10月，邵逸夫基金已连续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达47.5亿港元，捐建项目6000余个，受惠学校千余所。他也由此被誉为“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

　　当然，他的贡献远不止如此。1990年，他向英国牛津大学捐款1630万美元，帮助该校成立了中国研究所。

　　三

　　邵逸夫为何热衷于做慈善？

　　从他的人生轨迹和捐助倾向，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些许线索。

　　邵逸夫早年就读于家乡宁波的庄市叶氏中兴学堂，其创始人是著名宁波帮人士叶澄衷，之所以命名“中兴”，既因叶氏义庄边有一座中兴桥，也暗合叶澄衷“中华复兴”的旨意。

　　这所学堂治学严谨、学风淳正，德智并重、中西兼容。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宁波帮人士都曾在此就读，如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所以又有“宁波帮的摇篮”之称。在这里，邵逸夫读完了高小，树立起基本的家国观念。

　　2004年4月，邵逸夫先生访问宁波大学

　　生于乱世的他深刻理解，“国破则家亡，国兴则家昌”，乱世之中，再庞大的财富，都可能只是黄粱一梦。邵逸夫曾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或许就是在这里，他已经寻找到了关于财富何去何从的答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邵氏兄弟在上海初涉电影行业，风生水起时，因“九·一八”事变导致上海局势动荡而被迫转战香港，在远离战火的东南亚寻求更大发展机遇。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香港、东南亚地区相继沦陷。民族之痛，深深烙在邵逸夫的心里。

　　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邵逸夫的一生，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和奋斗中。他将“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奉为人生信条，并认为，“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恍然回首，我们发现，邵氏出品的电影，大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与宣扬侠义的观念在影片中比比皆是；而他捐赠教育，更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体现教育兴邦的赤子之心。

　　作为华夏儿女，邵逸夫从未忘祖、忘根、忘本。家乡人民也从没有忘记他。

　　正如2014年1月，邵逸夫离世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人们必将铭记的，是心中的那座逸夫楼。它的背后，是一种“不管能力大小，都能反哺社会”的悸动，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更是始终与祖国同命运、与时代共前进的强大感召和精神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