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浙江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等各类评审评选结果相继出炉,又一批文化、文艺界领军人物涌现,也让“文艺新浙军”备受关注。
“浙江宣传”昨天提到,这几天,一部名为《中国奇谭》的短片动画集横空出世,让国漫再次“封神”。稍加了解便知道,《中国奇谭》的总导演陈廖宇就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创作出闪光的作品并非易事。那么,在“文艺新浙军”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人才跃上金字塔的“塔尖”,让“新浙军”逐渐化身“新大师”呢?
一
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无论是文学还是文艺,都天然地与时代发生着或鲜明或隐蔽的联系。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就在于时代造就了文艺大师。
回溯历史,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文艺大师出现。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苏黄米蔡、明清小说四大家……一代代名家大师灿若群星,他们虽生于不同的时代,却都有着耀眼又辉煌的艺术成就。
及至近现代,每一位标志性的文艺名家,其作品从形式到内容,无一不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林风眠在西学东渐态势之下,始终秉持“调和中西”的理念,在上世纪开创了美术教育的“黄金年代”;焦菊隐、谢晋等一代名导演的出现,又恰好与当时我国国力不断提升、群众文化意识觉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以说,在文艺民族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文艺精品与人才不断涌现。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现在,我们正跨入一个崭新的大时代,文艺的时代接力棒也需要向下一代交接。
无论是为油画艺术添了浓墨重彩一笔的画家全山石,以一杯清茶写出江南气韵的作家王旭烽,还是不断追寻越剧艺术新表达的戏剧艺术家茅威涛,抑或是从田间地头磨炼出来的莲花落表演艺术家翁仁康,他们的文艺思想、艺术表达、创作内核,都需要新的一代人来接替、来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寄语文艺工作者:“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
当然,我们决不能困囿于“好汉只提当年勇”。这个时代,相比谢晋、王旭烽、茅威涛等人的青春时代,无疑是物质与文化都极大丰盈的时代,自然也有更多的诗篇值得我们去抒写。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又会有怎样的名家大师涌现?新一代的浙江文艺大师们,都充分准备好了吗?
二
其实,浙江从未停止、放松过对文艺名家的培育。
这些年来,浙江花大力气打造了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工程,并细分为领军人才、青年英才和培育项目三大类。
在这些优质项目的引领之下,我们不仅实现了中青年文艺人才在各个领域的发力,也看到了“新峰”“新松”“新荷”等广大“新”字头青年人才的冒尖。婺剧伉俪杨霞云、楼胜,便是在“新松计划”浙江省青年戏曲演员大赛中脱颖而出,通过“名家孵化计划”的培育,技艺日臻精湛,如今已成“夫妻梅”。
按理说,在如此丰厚的项目滋养下,新一代的文艺大师应该“打出来”了。但反观现实,浙江鲜有新一代重量级文艺大家,书法界、美术界、文学界、戏剧界、影视界等等,都需要有专业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兼具、德艺双馨的新一代名家大师。
不禁要问,“文艺新浙军”都去哪儿了?
其实,文艺大师从来不是天造地成的,而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不断培养、培育的。但是,在当下这样一个高度碎片化、视像化的社会环境中,要想把文艺名家培育成文艺大师,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需要跨越。要破解这一难题,政府引导、社会氛围与艺术自觉缺一不可。
文艺大师的出现,少不了政府搭台。不管是舞台艺术、造型艺术,还是影视、文学、文博,每一个门类的文艺人才都需要展示自我的平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许多项目只停留在“评人才”这一步,一评了之、评而不管、评而不用,都是存在的现实问题。此外,推动艺术创作也需要政府投入资金。
政府搭台只是一个开端,大舞台还是需要文艺大师来“登台唱戏”,而“唱好戏”的前提则是“有戏可唱”。
如何让艺术家深入生活、有感而发地创作?首先应该通过组织发动、政策激励、营造生态等,鼓励艺术家沉下去、深下去,在实践生活中积累素材,捕捉灵感。同时,搭建一个良好的创作空间也是一条路径,之江编剧村、莫干山艺术村的建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问天》、蒋胜男新作《天圣令》,皆是在莫干山完成的创作打磨。
此外,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还是文艺大师苦心孤诣的成果,大师的成长必然离不开艺术家的艺术自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便是艺术创作自觉的生动写照。
单田芳也好,梅葆玖也罢,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是因为在他们的艺术生命里,永远没有一朝成名、一劳永逸,有的只是十年如一日的躬耕艺海、持之以恒。
三
这是一个文艺界人才辈出、大有可为的时代。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文艺大师来续写精神谱系,吟唱美丽诗篇。
然而,在15秒就能成名的时代,在流量为王的风潮之下,似乎人人都成了“艺术家”。回过头来思考,若是人人都用手机创作,还能诞生谢晋吗?
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视觉化程度很高的时代,我们依然有必要且必须要去深入挖掘创作的内涵。因为,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艺术家,也必将造就伟大的艺术家——能让你眼神聚焦、热血沸腾、心灵柔软、思想迸发的艺术家,而不是只会提供靡靡之音,只能让你消磨时间也消耗人格的“廉价快餐”和“电子榨菜”。
曾经的大师远去,今后的文艺高峰该由谁来创造?浙江又该如何讲好文艺大师脱颖而出的故事呢?笔者有两句话。
一句话:重点领域的紧缺人才培育。比如,在舞台艺术领域,我们缺的不是演员而是编剧,缺的不是作品而是精品。因此,在育人才的过程中,就要牵住“牛鼻子”,抓住薄弱项目,把自身的短板补上来,让原有的长板长起来。
当然,除了重点领域外,我们也应当关注基层文艺人才的困境。资金少、项目缺、评职称难,都是摆在基层的问题。所以,在关注高精尖的人才之余,也需要让优质资源下沉到山区、基层。比如,目前已在推行的“文艺两新”职称评价体系改革,就创造性地突破了身份、学历、资历等硬性条件限制,为基层与新文艺群体提供了更多向上生长的机会。
另一句话:育人才之外还要引人才。文艺人才的流动无可厚非。但是,人才要流得出去,更要能引得回来。只有以求贤若渴的姿态,不断推动浙籍文艺名家回归,借助艺术乡贤的乡愁与乡情,才更有可能打造出具有浙江气质、浙江特色、浙江辨识度的文艺精品。
诚然,文艺人才培育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但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无论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还是信息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都需要也必须要有文艺大师。
《中国奇谭》的火爆全网,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文艺大师“出圈”的希望。或许,未来的茅盾、谢晋、施光南、沙孟海,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也期待,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能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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