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枫桥经验”进城记

　　“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武林大妈”“红枫义警”……这些由群众自发组成的队伍，在矛盾调解、治安维护甚至重大案件侦破等方面屡立奇功，他们的不少“传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有学者指出：一支支活跃在城市中的群众队伍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一智慧的实践，是“枫桥经验”城市版的生动写照。

　　昨天上午，平安浙江建设20周年大会在杭州召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始终。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今已是农村、城市两边“开花”。去年，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的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当中，就有不少城市版的实践。

　　始于农村的“枫桥经验”，到了城市里会有怎样的表现？如何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今天，我们来聊聊“枫桥经验”进城记。

　　一

　　网上有个流行梗叫“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相比较之下，城市的人员结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更为多元，光是反映到矛盾纠纷化解这一点上，就表现出高频复杂、专业性强等特征。如何防矛盾于未然、止纠纷于未发是城市治理的难题。

　　反过来说，经济活跃、高速发展的城市有着较好的软件硬件，社会救助、社会动员、秩序保障等方面更加完善，这又为“枫桥经验”突破地域空间和应用范围创造了条件。

　　成熟的治理结构和单元让“枫桥经验”在城市更易落地。当前，科层式、网格化基本上是各个城市治理和服务的标配，这也是“枫桥经验”解锁城市版的理想阵地。像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就依托街道、居委、小区这“纵向三层”，建立了包括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三所联动”机制，整合式化解矛盾纠纷。在运行最久的虹口区，已有九成多的矛盾纠纷实现基层就地化解。

　　每座城市拥有不同的特征，这令“枫桥经验”的“城市化进程”充满了个性。浙江省内就有不少版本。如义乌版“枫桥经验”就透着浓浓的国际范，这里有一群专门的“国际老娘舅”，负责把外贸往来中产生的纠纷化解在市场里；在素有“渔都”之称的沈家门，“枫桥经验”不仅用于调解海上纠纷，还推动着当地的船员和渔民从事安全联防、抢险互助等工作。可见，进城后，“枫桥经验”出入的场合更多了，从原来调解矛盾纠纷的能手转型成了多面手。

　　除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城市版“枫桥经验”还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综合的、全面的治理服务方式。如今，除政法系统外，环保、建设、税务、金融等部门也纷纷引入“枫桥经验”，在深入群众中实现工作优化与为民服务的有机统一。面向承载多重功能的城市，“枫桥经验”融入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成为服务社会民生的重要力量。

　　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枫桥经验”来到城市，非但没有水土不服，反而联动了各方、扩大了扇面，关照着市民的急难愁盼，让一座座城市更加温柔有爱。

　　“国际老娘舅”们调解了多起涉外纠纷 图源：“平安义乌发布”微信公众号

　　二

　　我们在评价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怎么样时，城市化率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指标，这意味着城市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因而，“枫桥经验”的“出村进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老旧楼房要不要加装电梯？沿街的餐饮油烟要怎么整治？广场舞抢地盘的矛盾如何化解？停车“一位难求”的现状怎么改变？这些问题都是城市最常见的社区病症。与农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交际不同，城市社区的居民流动性更强，邻里间的黏合度相对较低，给城市矛盾纠纷的调解带来一些难以避免的挑战。

　　但不管空间怎么转换，“枫桥经验”根植于群众，就地解决问题的精神内涵始终是不变的。事实证明，只要立足社会矛盾的源头“治未病”，依靠好人民群众，“枫桥经验”就能发挥效力。

　　比如，有的城市建立了“街长制”“巷长制”，街巷长由街道、社区负责人担任，他们负责定期巡视街巷，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决策、协调并监督整改，解决街头巷尾的“小疙瘩”；又如，在基层社区建立“老街坊议事厅”“民情驿站”“法官联系点”“物业议事党支部”等，阵地虽小，却让城市“枫”景更动人；再如，杭州城市大脑把“智”理扩展到城管、卫健、旅游、环保、警务等领域，让治理更加精细化、让市民生活更加便利，也把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处处扎根、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它始终在发展创新、与时俱进。随着新时代“枫桥经验”跳出农村被运用到更多更丰富的空间场景，不仅化解了家长里短的“小矛盾”，还有效解决了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在推动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武林大妈”当起反诈主播 图源：“平安拱墅发布”微信公众号

　　三

　　随着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治理与服务也更融通。在这一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出村进城”路，怎样走得更顺？笔者有几点想法。

　　玩转高科技，为城市版“枫桥经验”提供硬核支撑。智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显著特征。在科技属性凸显的城市，“枫桥经验”更容易组起“人、机、技”的套装，不断向智慧化、精准化和人性化跃升。比如，诸暨市打造了“城市枫桥”数字化应用，打通了数据共享开放的“大动脉”，能为社区治理提供精准辅助决策；嵊州依托5G、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上线“民情大脑”，通过“民情大脑”数字驾驶舱能对苗头隐患提前分析预警。有了种种技术加持，“枫桥经验”更加能够焕发新活力、迸发大效能。

　　突破角色限定，让治理与服务两端双双发力。城市里的社会组织和资源类型更多，专业水平更高。“枫桥经验”可以突破“老娘舅”“调解员”的角色定位，向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方方面面拓展延伸。比如北京石景山区的“可信消费”工作法，就从源头入手把预付式经营企业纳入监管平台，同时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和链式追踪，有效预防了退费纠纷。类似这样的“服务员”角色，其实就是“枫桥经验”的新模式。实际上，某个领域需要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与服务的，都不妨尝试引入“枫桥经验”这一法宝。

　　法治与风尚同行，使城市版“枫桥经验”更加凝人心、聚人气。不像生活在农村会人熟、地熟、情况熟，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容易在发生事端时让氛围变得紧张。“枫桥经验”作为化干戈为玉帛的有效方式，无疑是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黏合剂，这种善解能容的风尚也正是“枫桥经验”的魅力所在。正如有人分析说，相较于西方更注重个人权利保护、强调刑事裁决和惩罚的法治模式，中国的法治更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和谐。笔者认为，这正是法治与风尚相得益彰的成果。

　　有言道，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事实证明，无论在何时何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都是我们谋事、干事、成事的根本所在。这放到由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和它的进化之路上来说，同样再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