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曾巩怎么做“基层干部”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群星闪耀。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中，竟有半数在此风云际会。

　　这次考试，让众多才华横溢的文人得以崭露头角，也让曾巩开启了基层历练的漫长征程。他先后主政七地，宦迹遍及南北，如此扎实而丰富的地方履历，放在哪个朝代都颇为难得。在浙江，他在越州、明州都工作过，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与宁波，其施政既解燃眉之急，亦善布长远之局；既能理千头万绪之日常，更敢谋福泽百姓之良策。

　　在呼唤干部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的今天，这位北宋“地方官”，确乎以他的步履与担当，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启示和思考。

　　一

　　曾巩为官，向来以“问题解决者”自处。

　　熙宁三年（1070年），他刚任越州通判不久，就遭遇水旱并发的大灾，田庐淹没，饥民日增，民生多艰。不尚空谈的曾巩，迅即推出一套缜密务实的救灾“组合拳”——向灾民赊售粮食，乡野广设救济点，组织生产自救等，使灾情得以缓解。

　　在任期间，又正值王安石变法，他也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落实农田水利、青苗、募役等新法，将朝廷政令转化为地方惠民的实绩。

　　后来到了明州担任知州，曾巩又一眼看中这座“海港之城”的独特潜力。在“就职感言”《明州到任谢两府启》里，他是这样勾勒城市现状和定位的：“惟四明之穷裔，处百奥之东偏。浮海之航，鼎来于远国；践山之筑，益起于坚城。”言语之间，已然将任期内的两大重心——修筑罗城、推进与高丽的海外贸易，悄然托出。

　　熙宁七年（1074年），高丽使者提出“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明州一跃成为“两国航路中宋一侧的最主要港口”。

　　城市要发展，修城经费却有限。于是曾巩带人重新丈量城墙，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七十多丈的冗余长度，接着精打细算，只在接待高丽使者的两个主要城门修建城楼，省下了八座门楼的工程开支，还发动百姓“寻宝”，鼓励民众捡拾散落的废弃城砖“按量酬钱”。一波操作下来，旧城砖的利用率提高了四成，最终在有限的预算内修出了规整的城墙，还没有给老百姓增加徭役赋税。

　　在明、亳、沧三州任职期间，曾巩颇负才名，宋神宗曾点赞：“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言下之意，这世上再没有比曾巩更会替朝廷“省钱”的人了。

　　曾巩曾以诗言志：“声清不受笙竽杂，气劲能遗霰雪侵”，相信自己只要品行正直、能力扎实，不管身处何地，都能做出成绩，而之后的为官经历也在不断印证着他的这一想法，齐州惩奸恶、襄州平冤屈、洪州治疫病、福州安民心……他一路行来，一路历练，虽然多数时间任职地方，却让“京师盛闻治声”。

　　二

　　文为政事，诗表心声。曾巩的笔墨，亦饱含治世之志。

　　譬如朝政得失、民生疾苦，笔下从不避讳。他屡上奏疏、议论、表状，直指时弊，为民请命，内容遍及边防、水利、财政、外交等诸多方面。知明州时，其实他还兼任领市舶司一职，处理与高丽的海外贸易时，他发现“接送高丽使副仪”中有一项“奇葩”规定：使团经过州军，须向当地官员赠送土特产，形同交纳“过路费”。

　　他撰写《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上书朝廷力陈改革，申明“所重者礼义，所轻者货财”。拒收赠礼，既减轻高丽使团负担，也促进了北宋与高丽海上贸易的良性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彼时，宋代官场还存在一种现象，有些官员不愿去偏远之地任职，即便勉强赴任，也抱着“短择”心理，认为“咸小其官，以为不足事”，敷衍塞责，难有作为。

　　曾巩不以为然，在为友人知柳州所作的赠文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盖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说的是偏远地方发展不起来，主要因为为官者没有真心实意地推行治教。又指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为官者当怀“久居之心”。如此见解，道出了为官者的责任与担当。

　　他的文章“皆因事而发”，或许不像苏轼那般豪迈洒脱，也不似王安石的凌厉锋芒，但却因其“古雅”而愈显醇厚，足够“平正”而致典范，明代茅坤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曾以“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盛赞，他们的恩师欧阳修更是直言“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宋史》评价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而自成一家。”

　　即便是写最平凡的事物，描绘最寻常的景致，曾巩也能紧扣现实，不浮夸、不空谈。写自家书房，他告诫自己“所任者可谓重也”；写王羲之的墨池遗迹，他感慨“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应人之邀作《广德湖记》，他将一湖之兴废与民心向背相联系，“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其岂细也欤？”

　　可以说，曾巩的散文继承并光大了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一篇文章示于人前，正如个人立于天地间，你是什么样的人，笔下自会流淌出什么样的文字。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文格与人格，从来就相映成辉。

　　三

　　有人说，曾巩所任职的州郡，大多难治，但他总能牢牢把握治理关键，很快就进入角色，为何？

　　脚步向下，倾听民声。据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所载，曾巩每至一州，必总揽纲条、分任僚属，而这一切的根基，是细致周详的调研。他不满足于在方志旧籍中寻找答案，而是深入体察风土民情，摸清积弊根源，不做浮于表面的“空降官”，只做心中有数的“明白官”。

　　比如在越州，面对“鉴湖八百里”却“盗湖为田”成风的困局，曾巩亲自踏遍整个鉴湖流域，搜集大量一手资料，绘制了《越州鉴湖图》，并撰写图序，详述湖泊兴衰、历代水治。他提出不可因一时农田之利而废湖的远见，至今仍发人深省。再如他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记录的灾民人数、钱粮需求等，数据精确、条理清晰，俨然一份扎实可靠的“调研报告”。

　　以史为镜，照见现实。在“下基层”之前，曾巩曾在京城史馆校书九年。这个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欧阳修当时推荐了三人，只有曾巩入选。他遍校史籍，推敲考辨，涵养出深厚的历史洞察力，有晚清学者就评论：“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才。”

　　曾巩眼中，历史得失、天下治乱、人心向背皆彼此贯通。因此，他常从历史中汲取治理智慧，昔日伏案校勘的岁月，或许成为他日后施政的“智慧宝库”，随事取用、应对自如。像他勘误《战国策》的时候就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道者所以立本也”，此类思想被他延续到襄州任上，细查旧案，明辨曲直，为百余人平反昭雪。

　　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往往影响着他的为政之道。曾巩的成长路径与一般文人很不相同，世人多从书斋走向仕途，他却先从生活悟得真知，再考取功名。“无田以食，无屋以居”，曾巩不得不早早挑起养活全家数十口人的重担，“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

　　这段漂泊经历，使他深谙民间疾苦。可以说，当官之前，他就是尝遍生活艰辛的普通百姓，他却说：“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正是这种于艰难中不改其志的豁达，让他日后为官时，总能真切地懂得人民所乐、所忧、所需。

　　天地翻覆，岁月流转。今日之中国，自然不同于曾巩所处的宋代，然而为官之理、为文之道、为人之本，依然跨越时空、彼此呼应。优秀的基层干部一直是那个脚下沾泥、心中有光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