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桐城派”是个什么派

　　武侠小说里各大门派林立，如武当派、峨眉派等。文学史上也是流派更迭，像田园诗派、公安派等。说到清代文坛，绕不开“桐城派”。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庆桐城市考察，考察过程中察看了“桐城派”相关文物资料。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桐城派”是个什么“派”。

　　一

　　“桐城派”崛起于清初，深度影响清代文坛200余年，并延及近现代。

　　桐城派，首先是“桐城人”的“派”。桐城位于安徽省中部，山河毓秀、文教鼎盛，据记载，明清两代，桐城进士、举人辈出，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桐城派”的兴起，可谓创业艰难百战多，“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人生皆跌宕起伏。

　　方苞年轻时就才名远播，被誉为“韩欧复出”，但因与桐城老乡戴名世过从甚密，被株连入狱，命悬一线。因“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康熙才刀下留人，收为己用。方苞潜心创作古文，首倡“义法”说，为桐城派奠定理论基础，编选《古文约选》，将桐城派的主张撒播开去。

　　方苞的学生刘大櫆才雄气肆，但屡试不第，于是以设馆授徒为业，其《论文偶记》被称作是“桐城派作家早期文论的扛鼎之作”。他创造性提出“神气”说，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倡导通过诵读古人文章来涵养文气、接续文脉。

　　姚鼐仕途坎坷，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但42岁时急流勇退、弃官从文，在扬州、安庆、南京等地讲学四十余年，使得桐城派声名鹊起，时人慨叹“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其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姚莹等文人接踵而出，桐城派文风蔚为大观。

　　桐城派的成功，离不开大江南北年轻人的拥护。桐城派主张“读书以明理”，非为功名，在科场之外，给了年轻人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追求。相比科举“时文”，桐城派古文古雅有品，还更实用。同时，桐城派懂得灵活变通，将古文笔法融入八股文写作，文章更加气韵生动。因此，桐城派得以影响文坛数百年。

　　让桐城派走向中兴的，却是湖南人曾国藩。这位晚清名臣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强调文章的经世功用，认为古文比“时文”更有用。他尤其钦佩桐城文章，认为“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还将吴汝纶、薛福成等作为幕僚、辅助军政，助推桐城文章为世人瞩目。清末维新思潮兴起，桐城派文章依然显现光芒。福建人严复以古文翻译《天演论》，鲁迅认为其“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另一个福建人林纾，虽不懂外语，但通过别人口述，翻译的《茶花女》等外国作品带有桐城笔法，风靡一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成为时代的潮流和主流，桐城派也就随着文言文一道“退居二线”。

　　二

　　研读桐城文论，我们可以发现，桐城派具有鲜明的传承意识和美学追求，他们沿着中国古文传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桐城“义法”。

　　在文脉上，桐城派是“唐宋派”。桐城派积极从古代典籍中寻求气韵和力量，师法唐宋八大家，认为其“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也就是文体更成熟完备，语言不古奥铺陈。桐城派的“家学秘诀”有两个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

　　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力图溯源探流、明示章法，在文章取舍上虽选了一些先秦两汉文章，但以唐宋八大家为主，明代仅取有着“明文第一”之称的归有光，清代只选了方苞和刘大櫆，让人对桐城派师法唐宋八大家和归有光的门径一目了然。在文章编排上，从功用出发，分论辩、序跋、奏议、书说等13类，方便按图索骥、对标学习。

　　曾国藩视野更为开阔，以十年之功编纂《经史百家杂钞》，在《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突出文章的现实功用，增加“叙记”“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直到今天，这两个选本依然是学习古文的重要版本。

　　在文风上，桐城派是“雅洁派”。桐城派重视文字经营，力图用少数文字，精心组织，把意思表达得完整而准确。他们有不少创见，如方苞提出“义法”说，所谓“义”，即言之有物，不能为了写文章而硬写；所谓“法”，就是言之有序，逻辑性强，这方面桐城派多有关注，即材料取舍、文字推敲。

　　针对乾嘉汉学过于侧重考据的情况，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认为繁碎考据容易生硬晦涩、枝节蔓生，文章应兼具逻辑之美与文辞之巧。曾国藩进一步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作用。此外，桐城派文人还提出阴柔与阳刚兼收并蓄，文贵沉郁顿挫，不能浮率平直、一览无余等观点。

　　三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桐城派富含许多优秀的文化因子，对于我们改文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一，言之有物。桐城派坚持文以载道，或开宗明义，或卒章显志，以突出文章的现实功用。如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并非应酬之作，而是认为该书有助于激励国人直面物竞天择的时代，思考如何“人治日即乎新”使“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当下，秉持“文以载道”的传统，我们更加需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摒弃高谈阔论，回应现实关切，让人们有所收获、有所感悟、有所触动。

　　其二，言之有序。一篇文章，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才能让人一目了然、易于理解。自古至今的好文章，无一不是深入浅出之作，没有一篇是靠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而流传于世。桐城派强调苦心经营，注重文章的谋篇布局。如方苞《狱中杂记》，从狱中瘟疫多发入手，引出“囚之多”的现象，而“囚多”又因司法官员有利可图，层层展开，把清代监狱管理乱象写得有条不紊、淋漓尽致。

　　其三，文贵简明。桐城派强调“简为文章尽境”，主张用平易朴实的文字写就气韵生动的文章。如姚鼐《登泰山记》，开篇描绘泰山的空间方位和水文分布，没有旁征博引，仅用“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寥寥数字；写泰山雪景，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八字提炼，画面感十足。简单明了，才能眉目清秀。写文章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了，不在于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复杂。

　　在信息奔流、人工智能写作信手拈来的今天，我们更应从桐城派等文章传统中汲取有益养分，不断锻造引领时代、直达人心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