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深圳博物馆的一组展品意外走红。打工人的旧工装、记着细碎条目的工资条、锈迹斑斑的针线盒……这些带着生活痕迹的物件被郑重地陈列出来,组成了一本属于普通人的时代相册。
有人打趣说:“在这儿摔一跤,赔全场的钱可能都超不过二十块。”这句玩笑话背后,点出了这些物品的“特别”:从历史跨度和物价来说,它们或许显得“寒碜”,仿佛是“上周”才从家里抽屉清出去的旧物;但从历史价值来看,它们却是改革开放宏观叙事下一块块最鲜活的拼图。这些共同走过的平淡又热血的岁月是值得被铭记的。
其实,为那些尚未被正式定义为文物却又有着历史纪念意义的物件留存一份清晰的“出生证明”很有必要。这关乎我们将来如何向后辈讲述“现在”的故事。
一
我们正经历的现在,都在悄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承载着过去几十年或当下生活印记的实物与空间,也可能成为“未来文物”。它可能是一台笨重的老旧电脑,或是父亲工作过的车间,童年无数次奔跑穿行的小巷……
它们封存的不只是物件本身,更是一个时代或一代人特有的气息与精神。就像深圳博物馆里那床红绿大花被,曾是无数人南下闯荡的行囊标配,它抵御过异乡的寒夜,也包裹着对明天的热切期盼;置身于一些老国企高大空旷的厂房,那种规整肃穆的空间感,依然可以传递那个时代忙碌而满怀激情的奋斗温度。它们是那段岁月的“活化石”,回望不只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触摸那曾经推动社会前行的真实力量。
记忆附着于实体,这些物件与场所之所以珍贵,更是因为它们连接着具体的人、具体的情感。一本写满生活开支的旧账本,可能藏着一家人的精打细算与美好愿望;老式职工宿舍楼里光线昏暗的公共走廊,或许飘散过不少住户的晚饭香气,回荡过孩子们等待父母下班归来的嬉闹声。于亲历者,它们是个人青春与成长的切片;于后来者,它们则是理解父辈生活、感知生活来路的桥梁。
因此,保护这些“未来文物”最深层的意义,莫过于为那些热气腾腾的奋斗故事和具体而微的人情滋味,留下一个可以安放、可以追溯的依托。
二
尽管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意义,“未来文物”却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威胁。它们的困境,往往源于我们认知上的盲区。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历史的厚重似乎总与时光的长度紧密相连。那些仅存几十年的老厂房、寻常的居民楼、父辈穿旧的工作服,因为出自我们熟悉的年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容易被看作“没什么特别”,甚至被下意识地归类为老旧遗存或“待改造区”。这种因过于熟悉而产生的忽视,使得许多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在人们认真审视其价值之前,便已悄然消失在变迁中。
认知上的这种偏差,也在无形中影响着现实的保护体系。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其标准与框架往往更侧重于保护历史久远、形态经典的对象。这就好比用一把主要刻有“古代”和“近代”的尺子,去丈量那些同样有着历史价值的当代遗存,难免会出现“量不准”或“够不着”的情况。
有些极具时代特色的场所与建筑,正因为其“年代较近”或“看似普通”,而难以被现有的保护名录有效纳入。比如,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记录早期工业化探索的旧厂区,常因“不够古老”而在常规评估中无法被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在乡村建设中,那些广泛分布于乡野、承载着独特地域文化的部分老房子,也面临着消逝的风险。如何在“未来文物”保护和城市有机更新、人居环境改善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是一道值得细细斟酌的考题。
加之公众认知与专业保护之间若缺乏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保护工作也容易陷入“一厢情愿”或“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此,保护这些“未来文物”,本质上考验的,不仅是我们发现价值的眼光,更是我们为未来留存今天的决心与智慧。
三
拥有历史价值的记忆载体不断消失,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唯有付诸行动才能打开局面。或许可从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入手。
如何发现?我们需要意识到,当下不少看似普通的物品与场所,实则是明日历史的珍贵素材。那些正在被淘汰的劳动工具、家用物件,或是即将改造的街巷,其价值往往因其寻常而被忽视。因此,文物机构、博物馆及社会各界需要更积极地搭建平台,引导并吸纳公众参与。比如,可以鼓励家庭建立“家庭档案”,记录物品背后的故事;组织社区长者的口述历史采集;支持用影像记录濒临消失的老手艺、老行当。只有当保护意识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文明的记忆脉络才会更加牢固与鲜活。
如何衡量?若以“年代久远”和“艺术精美”为主要尺度,大量当代遗存将“不合格”。其独特价值,往往深植于社会与情感维度。评估时,我们或许需要多一分价值权衡和人文关切,思考这些实物凝聚了多少共同记忆,是否是某个时代风貌不可替代的缩影。实际上,国内外已有一些实践在探索保护的边界。比如,近年来杭州修订并实施了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城镇、村落的改造、更新项目需要改建或者拆除建成五十年以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活动组织实施单位应在项目实施前开展必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调查,为“未来文物”添了一层必要的“保护膜”。
如何活化?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活化路径,使其在“使用”中重获新生。保护的最终目标不是将其封存,而是让其生命在当代得以延续。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园区,原本是个被淘汰的电子工业区,通过充分利用,厂区成了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而在浙江丽水,一座曾作为军分区会堂、录像厅、寻呼台总部的老建筑,如今被创造性地转化为老茶馆,成了承载几代居民共同记忆的公共客厅。
归根结底,保护“未来文物”,是一项需要远见、耐心与社会共识的系统工程。只有每多发现一处、审慎留存一处、创意活化一处,我们才能为未来多积攒一份宝贵的文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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