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科研要用心放而不是简单管

　　对于不少社科学者而言，衡量研究水平往往看申报了多少课题，发表了多少论文，能不能拿到人才“帽子”。有高校的“青椒”调侃：写不完的“本子”，戴不尽的“帽子”，似乎成了终其一生的学术追求。也有学者抱怨：课题申报有固定的表格套路，论文发表有约定俗成的写作模板，搞研究受到的条条框框太多。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17日，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代表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对于社科研究而言，什么样的学术空气最有利于创新创造的萌发？我们常说“做有组织的科研”，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组织好”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一、科研不是流水线，行政逻辑不能压过治学规律

　　现代科研当然需要管理，但科研管理与行政管理，本就不是同一种逻辑。行政体系强调的是流程稳定、责任清晰、结果可控，而科研面对的，却往往是未知领域、不确定结论和长期探索。前者追求秩序，后者需要自由；前者讲究标准化，后者则离不开个性化。问题恰恰在于，现实中有些地方正在不自觉地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思维来管理学者。

　　比如，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运行中，越来越强调“全流程可量化”。课题数量、论文篇数、项目等级、人才称号，被层层细化、赋分、排序，再与绩效考核、职称晋升、资源配置紧密挂钩。看上去这是一种高效治理，但从更深层看，它实际上是在试图把科研纳入一种可复制、可预测、可控制的行政节奏之中。

　　科研不是流水线。一些真正重要的思想成果，恰恰诞生于那些“不按流程”的时刻。有的研究需要多年沉淀才能形成判断，有的问题可能长期没有结果，有的探索甚至注定伴随失败风险。如果研究者始终处于被指标追赶、被周期催促、被排名驱动的状态之中，那么久而久之，最先被消耗掉的，可能并不是时间，而是创新意识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二、把学者当干部来管，科研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

　　有些科研管理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并不只是程序繁琐的问题，其背后其实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治理惯性：希望通过强化过程控制，来降低管理风险。而这种思维，本质上仍然来自行政逻辑。行政管理强调“责任闭环”，但学术研究很多时候并不存在那样清晰的责任边界。研究本来就允许反复试错，也允许阶段性失败。如果一切都被要求“过程完美”“程序无瑕”，科研活动就容易逐渐被异化为“材料工程”。

　　比如，一些科研管理中的“盆景化”倾向，本质上就与这种形式主义密切相关。一些高校过度迷信“人才帽子”和“成果头衔”，热衷于追求指标上的“可展示”“可汇报”，比如曾出现将一个高中学历的学术骗子认定成“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荒唐案例。表面上看，这是个别管理失误；但深层原因，恰恰在于行政评价权力过度介入学术判断。当“引进了多少人才”“新增了多少头衔”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时，真正复杂的学术判断，就容易被简化成一场数字游戏。

　　科研不是行政事务，学者也不是等待考核的干部。科研当然需要规范，但这种规范不能被行政化管理的惯性绑架。否则，越是强调“可控”，越容易削弱学术最宝贵的创造力，让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失去生长空间。

　　三、科研需要尊重规律的解放、有的放矢的松绑

　　学术生长自有其节律，有的研究需要持续数年的田野调查，有的观点验证需要漫长的发酵期，甚至需要做一些看似“无用”的准备，这是一个“慢养”的过程。很多思想成果的形成，往往需要长期阅读、反复思考和安静沉淀。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更像是一种“慢变量”的成长过程，其成果往往并非线性生成，而是在长期积累中逐步显现。

　　但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慢变量逻辑”有时容易被“快节奏管理”所覆盖。比如，从项目申报到中期检查，从经费报销到结项审核，大量时间被消耗在填表、审批、说明、盖章、留痕之中，还出现过某科研管理部门因为“订书钉不是不锈钢的”而退回结题材料的事情。当研究者把大量精力消耗在如何赶在截止日期前凑出像样成果时，深入现实就难免沦为一句空谈，一些领域也就容易陷入概念术语里“打转转”。

　　因此，科研管理不妨少一些刚性时间约束，把时间的裁判权交还给问题本身，因长则长、因短则短，真正营造出宽容失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学术生态。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减少不必要的条条框框，赋予研究者更大的自主空间。

　　四、科研既要少一些“管人思维”，也要多一些实践导向

　　如果说时间与经费上的“放”，是对学术内在节奏的尊重，那么“放”的另一层深意就是把社科研究放回火热的实践场景之中。在笔者看来，社科研究的终极价值不是学理化，而是走向大众化。服务治国理政、回应社会关切，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所在、优势所在。反观当下，一些研究对现实观照不深不透，甚至刻意制造话语壁垒以标榜“学术深度”，将科研做成了小圈子、小循环。

　　社科研究管理的导向不妨更多地转向评价成果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通过评价机制的革新，推着研究者从“书斋”走进“田野”、从“纸面”落到“地面”，让研究成果被更多人理解、让更多人受益。近年来，浙江推动青年社科学者联动青年宣讲员参加蹲点大调研大宣讲活动，不少教师反馈，在调研中教学案例有了，论文题目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图源：“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号

　　五、“放”绝不等于撒手不管，更不意味着放弃底线

　　当然，有人把“放”误解为绝对的学术自由，这无疑是一种误读。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社科研究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者秉持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会在研究成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价值导向问题不是一般学术讨论中可商榷的问题，更不能与所谓“思想自由”的宏观概念混为一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社科研究者不可动摇的根本立场。

　　一些科研失范现象之所以引发广泛争议，恰恰在于个别人将“学术探索”异化为“无边界试探”。比如，有的研究者为追求所谓“观点新锐”，刻意炮制违背基本历史常识、伦理共识的惊悚化论述，把解构当创新、把冒犯当深刻；有的为了追求论文发表和学术影响力，不惜数据造假、拼凑观点，甚至借助人工智能大规模生成“学术成果”；还有的披着“跨学科研究”的外衣，实则热衷于概念堆砌、话语包装，将严肃研究异化为自我营销。

　　因此，不能放任任何人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为追求所谓“纯学术”“象牙塔式”的理论创新而突破学术底线与道德底线。真正成熟的科研生态，从来不是“谁声音大谁正确”，也不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而是在自由探索与学术规范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

　　说到底，“管”与“放”都不是目的，让学术健康有序地繁荣才是。管好该管的底线，放开该放的空间，研究方能顶天立地，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才能永远保持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