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熟悉的歌词，熟悉的乐曲，作为浙江省向党的95周年华诞的献礼，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上周在杭州剧院再次唱响，依旧唱得台下观众心潮澎湃。

　　《长征组歌》脱胎于肖华将军创作的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同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公演，立即轰动全国，成为了革命传统的象征。

　　但你可知道，这组在全国传唱了51年的名曲，就诞生在杭州。

　　肖华将军杭州写就长征组诗

　　杭州之所以成为《长征组歌》的诞生地，正是因为肖华将军。

　　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的肖华，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长征途中，他也是是红军中年龄最小却独挡一面的将领。他亲眼看见身边的无数战友倒下，但红军队伍仍像铜铁长龙，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从危难走向胜利。

　　长征的历史，一直在肖华心头激荡，但数十年的戎马倥偬，让他无暇诉之笔端。

　　直到1964年4月，长期超负荷工作的肖华因患肝炎，来到杭州疗养。一心想用笔把那段长征岁月写下来的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那一年，恰好是红军长征30周年，不少文艺界同志也都向他约稿，请他来写写长征，这便成了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在肖华看来，相比文章，凝炼、隽永的诗歌，才更能表达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更能寄托情怀。于是，在西子湖畔的小楼里，肖华让人买来了杭州新华书店所有有关长征的书籍，又到图书馆把《唐诗三百首》、《宋词》以及《千家诗》等借来，如饥似渴地翻阅，边阅读，边摘记，接着排拟提纲……

　　1964年9月至11月间，肖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长征中的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每件写成一首诗，每首独立成篇，连贯起来反映红军长征整个波澜壮阔的经历。从告别根据地、突破封锁、进遵义、入云南，到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再到后来的大会师，肖华定下了12首诗。

　　而后他又几经摸索，确定了一种“三七名、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歌用四个三字名、八个七字名，共12行68字，押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格式，既有旧体诗词的形式美，又不受平仄、对仗的局限，铿锵有力，便于表现长征的悲壮场面，又易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

　　创作过程中，肖华忘记了疾病，终日伏案写作，直至深夜还吟哦不绝。他后来曾多次对曲作者、演员们讲述写作的情形:“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眼泪的。”

　　初稿写出后，肖华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10次修改，11月中旬，长征组诗成稿。肖华借用毛主席《七律·长征》中名句，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歌》，《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

　　从长征组诗到长征组歌

　　1964年11月，长征组诗完成后，肖华立刻通过总政文化部把它交给总政歌舞团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分别谱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和遇秋作曲的。

　　当时，战友歌舞团的作曲家们，考虑到组诗的后两段是长征胜利后的内容，于是只谱了前10段的曲子，并在题目下加了副标题——长征组歌。长征组歌是10段，长征组诗是12段，原因就在这里。

　　组歌的创作进展神速，1个月后便完成所有的作曲任务。歌曲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结合长征主题，塑造了鲜明的音乐形象，把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比较完美的融合起来。

　　1965年4月，战友歌舞团专门派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等4位同志来到杭州，向肖华介绍了谱曲的情况，并将10支曲子逐一试唱，征求肖华意见。

　　“肖华留我们住了10天，他每天讲解一曲，”遇秋曾回忆说，“我们开始认为红军北上抗日，自然应该浩浩荡荡，敲锣打鼓。肖华说，‘那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这个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都不知道。’”

　　于是，在肖华的指导下，《告别》的音乐基调由“出征的昂扬振奋”改称了“战略转移的不想离开、不忍离开又不得不离开”，其余每首乐曲也都进行了细致的修改。

　　1965年5月初，经过修改的《长征组歌》正式排练，战友歌舞团排出最强的阵容，独唱演员由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等著名歌唱家担任。周恩来等不及公演，就前来观看彩排，他一曲一曲地为演员们作点评，就连置景也不放过。当晚，他就给还在杭州的肖华打电话:“你为党和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这就是《长征组歌》的首演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组歌虽然有大大小小很多变化，但始终没有脱离开这个“母版”。

　　2016年6月24日，长征组歌的诞生地杭州，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交响合唱音乐会《长征组歌》倾情上演，浙江交响乐团、浙江歌舞剧院和省直机关合唱团近300位演奏员和合唱队员，以及担任独唱、领唱的严圣民、郑培钦等艺术家，共同向观众呈现了一幅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画卷。这也是浙江音乐界时隔20年复排《长征组歌》，当观众在台下情不自禁地一同哼唱，当热烈的掌声回荡在剧场上空，再次证明了红色经典不朽的力量。

　　这是一组周总理临终前还在哼唱的歌

　　1965年8月24日晚，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周恩来总理事先没有打招呼，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北京人民剧场观看《长征组歌》。那天总理入场时已经开演了，为了不打扰观众，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工作人员的座位上。直到中场休息大灯亮起，观众才发现了总理。当时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并请总理前排入座。总理说:“这是公演卖票，我就坐在后面吧!”战友歌舞团团的团长晨耕告诉他，前面留有艺术指导看节目的位子，总理才同意。他还特意转身提醒秘书:“这是公演，不要忘记去补一张票。”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着指挥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总理风趣地说:“都大会湿(师)了!”大伙儿会心地笑起来，现场气氛更显融洽。

　　那个晚上，总理坐在了领唱贾世骏身边，和全体演员们合了一张影，珍贵的瞬间就这样定格在胶片上。

　　拍完照片，总理特意叮嘱摄影师:“不要登报。”于是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多少人见过。直到30多年后的一天，才在战友歌舞团清理仓库时重见天日。

　　对于《长征组歌》，周恩来可以说是百看不厌，还专门请歌唱家来教他唱。

　　有一次，周恩来陪外宾从上海回到北京，连晚饭也没吃就到京西宾馆观看《长征组歌》，“谁知道你们这次演了，什么时候能再演呢?只要你们在北京演出《长征组歌》，我一定抽空来，争取场场都不错过。”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生前一共看了17次《长征组歌》，能一字不落地唱完全部歌词。

　　1966年6月，周恩来点将，让战友歌舞团带着《长征组歌》和他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起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

　　6月26日晚，《长征组歌》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市演出后，周恩来高兴地走上台，说晚餐到中国大使馆吃贴饼子，晚餐后再演几段节目慰问大使馆，“我和你们一起唱《长征组歌》”。一个多月的出访行程，每到一个城市周恩来都要安排《长征组歌》的演出。此后周恩来又安排《长征组歌》赴苏联、日本演出。

　　但谁也没有想到，《长征组歌》剧组载誉回国后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从此一直被禁演了多年，直到1975年才复排，重新公演。

　　而此时周恩来刚做了第五次大手术，直到逝世，他再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得知《长征组歌》重新演出的消息，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夫人邓颖超说他想看。那天演出刚结束，演员们还没有卸妆，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非常想看《长征组歌》，但他病得实在太重了，无法亲临剧场，想请大家再演一遍。演员们强压着悲痛，在深夜里从头到尾又演出了一遍，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大家依然全力以赴地表演着，因为他们知道，在摄像机闪动的红灯后面，周恩来总理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呢。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因病去世。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还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哼唱着《长征组歌》……

　　综合解放军报、浙江日报、江西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