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会做生意，有“中国犹太人”之称。可是温州商人这两年的名声有点坏。去年，他们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西班牙烧鞋”事件，到了年底，随着三晋大地2004年的第一场雪，温州商人刚脱下了“炒房团”、“炒油团”的帽子，又戴上了“炒煤团”的头衔。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去冬今春矿难频发，全拜温州“炒煤团”所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炒高了煤炭价格。

　　曾经是中国商人“标杆”形象的温州商人怎么了？为了探寻所谓“炒煤团”真相，5月下旬，本报记者深入山西太原、原平、长治三个城市角落及乡镇煤矿，从各个侧面追踪在晋投资煤矿的温州商人现状，最贴近地记录他们生活的原生态，还原温州商人的真实面孔。

　　事实上，温州人前来山西挖煤由来已久，前后分为两批，只是2003年国内能源危机凸现后，涌入山西的比较集中。根据温州煤商组织——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调查，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经营权掌握在温州人手中，煤炭年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总产量的4.5%，全国的1%。

　　山西省浙江商会秘书长乔之丹说：“温州人在山西多投资煤矿，最多的四个城市是原平、朔州、长治和古交。”而另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则认为：只要有煤矿，就有温州商人，温商在山西的投资是四面开花。

　　吴明多：60岁

　　人家地头上赚钱不容易

　　只有听到那句“一切都好”，我这一个晚上才能睡得着

　　2005年1月27日，距离农历除夕还有三天。吴明多才匆匆坐上自己的尼桑轿车，从长治直奔近三百公里之外的太原机场，准备回家过年。他的脸上现着淡淡的微笑，一方面，是因为再过半天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贝孙子；另外一方面，换发的新一期矿山安全许可终于拿到了手上，过完春节，就甩开膀子干吧。

　　在温州老家只待了十天，吴明多又匆匆飞回山西长治，他管着的池里煤矿已经开始生产了。现在煤炭销售形势如此之好，对于他们这些煤商来说，真正应验了一句话：“时间就是就金钱。”

　　吴明多今年整六十，前面的三十多年，他一直在基层工作，甚至当到了镇党委书记。两年前，年龄已经到站的吴明多终于决定退下来。刚刚休息了没有几天，在一个亲戚的劝说下，他终于答应去山西帮着管一个矿：“前面的几十年，都为老百姓做事了，这几年趁着自己还能动，为自己赚点钱吧。”

　　于是，对于煤矿一无所知的吴明多来到了山西，第一次看到了矿口，第一次来到了上百米的井下。

　　“锻炼”了一年多，去年年初，吴明多来到年产15万吨的池里煤矿，成为这里的实际负责人。

　　池里煤矿在长治这个产煤大市，算是个中等偏下的小型矿，原来是个镇办企业，2003年时准备进行改制。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几个温州人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看准了机会，很快就筹集了一笔钱，顺利地在最后的招投标中胜出：“当时股东们以3010万的价格，很顺利地买下了煤矿70%的股份。这个价格，让各方面都满意。”

　　说起来也挺复杂，其实吴明多在池里煤矿并没有股份，算是聘用来管理的“职业经理人”；而吴明多有点小股份的几个煤矿，却又在请其他人在管：“这就是我们温州人的特点，合作了，就彻底相信你。我来池里矿已经一年多了，大老板来过几趟，但每次都不会插手什么事情。而我做的事情，也绝对对得起他。”

　　买下池里煤矿之后，煤炭价格就节节上涨。韩店镇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原来属于自己的煤矿现在却为温州人赚来大把大把的钞票。

　　“看到这样的情况，人总是会眼红的，我们也能理解。按照现在的生产规模，我们每个月光上上缴的税就有五六十万左右，一分不少；而且每年都会无偿捐15万给镇里，算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补偿。其他临时还有什么要求，我们能满足也尽量满足，毕竟是在人家的地头上赚钱。”

　　在吴明多的办公室里，就有块奖励他们热心公益事业的铜牌。在煤炭销售极好的去年下半年，煤矿却出乎意料地停产了三个月，温州股东一下子拿出一千万对整个矿井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当地人还在议论这些温州人有钱不赚，却搞什么技术改造的时候，池里煤矿却在这之后更快更好地挖出了更多的煤，起先煤矿年产量大约在15万吨多，现在却能达到21万吨。更重要的是，资源利用率大大提高，老矿井有了新面貌。

　　“其实，技术改造，一是为提高产量，二是为增加安全系数。万一出个大事故，别说赚钱，本都回不来，自己都会受牵连。”来了池里一年多，每天吃过晚饭，他都会去散散步，其实就是到矿井口上去转转。从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到矿井口，大约有三四百米，一路上吴明多和不少人打招呼，有的是用温州话，那都是一起在这里赚钱的老乡；有的是用普通话，这些都是负责技术的当地人。

　　在这个矿上真正到地下160米去采煤的，都是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的工人，他们几乎从来不和吴明多打招呼，一位来自贵州的工人这么告诉记者：“我们知道他是管这里的老板，我们每天到下面把煤挖上来，他到了月底按时把钱发给我们就好了。”

　　现在，在井下挖一天煤可以赚到120到130块工钱，矿上每个月都按时发，工人们很满意：“只要每个月钱能实实在在到手，我才不管为温州人，还是北京人干活呢。原来都说温州人精，可至少他们不拖工钱。”

　　而到了晚上十二点半睡觉之前，吴明多还会再打个电话去控制室问问情况：“只有听到了那句‘一切都好’，我这一个晚上才能睡得着。”老吴的卧室，就在办公室的后面，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个电视，就是他消遣的主要方式；“对了，我还看报纸，《温州晚报》虽然要晚两天才能到，但毕竟是自己老家的报纸。”每天早上六点半，吴明多按时起床，重复前一天的一切，从地下挖出六百吨煤，赚来10万多块钱：“这哪里是煤矿，简直就是金矿，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挖下去的。”他眯起眼睛，看着井口运出一车车的“黑金”。

　　郑昌远：54岁

　　搞了半辈子煤没赚到钱

　　身在异乡，煤又很受政策的影响，日子不好过啊

　　24年前就进驻山西，13年前就开始承包煤矿，到头来却没有从煤矿中赚多少钱的老郑可算是温州煤商中的一个特例。

　　老郑名叫郑昌远，今年54岁，是温州苍南人。1981年，他带着家乡150人，作为协议工被招进山西大同矿务局，从事井下掘进工作。“咱们浙江人多地少，当时在家没有赚钱的门路，我那时在乡镇上工作，算作一种劳务输出吧，带队来到大同，这一呆就是10几年啊。”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逐步萎缩，很多老乡没有活干就回浙江了，老郑选择了继续留下。

　　“十几年了，我已经习惯大同的生活。再说，跟煤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总要瞅瞅有没有赚钱的门路，这是我们温州人的特点。”老郑笑道。

　　1992年，煤炭市场放开，被纳入市场机制，等到时机的老郑大胆出手了。

　　投资300多万，承包了一年产30多万吨的煤矿。

　　“现在听起来挺便宜的，这么大的矿才这点钱，当时对我来讲可沉甸甸的。那时贷款难，我的钱都是回家乡筹的。没想到一承包下来，我的麻烦也就来了。”

　　当时，煤价低迷，煤炭市场不景气，老郑的日子可不是一个难字了得。

　　“我的矿那时每天能出煤1000多吨，现在听听多好，唉，当时可是出的煤越多我贴得越多。我挖一吨煤的成本是28块，卖每一吨煤的价格却是25块。倒贴三块啊，我当时是眼巴巴盼着煤啥时能涨钱。”

　　有时候，撑不下去的老郑就干脆停产，因为工人的工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就这样，从1992年开始，老郑的矿就断断续续撑在那里。

　　“我投了那么多资金下去，家人亲戚还等着我赚钱呢，怎么舍得放弃。”

　　1996年，煤炭市场还是没有任何起色，老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将煤矿转手了。“要是承包到现在就好了，都怪我转手太早了。看来还是我胆量不够啊。”老郑想起来有些懊悔，自嘲地摇了摇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承包煤矿也不是轻松的。煤矿一般都远离市区，生活很单调，一旦你是承包主，那矿上的安全可就是天天紧在头上的弦。身在异乡，煤又很受政策的影响，日子也不好过啊。”想起承包时的种种情景，老郑感慨万千。

　　将煤矿转手之后，郑昌远还是会经常回到大同，又从事一些其他的相关业务。

　　说到未来，老郑扔下一句话：“如果再有机会，或许我还会重操旧业。”

　　陈中桥：45岁5年前我还在挖煤我会把温州人的精明带到山西，也会把山西的质朴带到温州

　　原平市离太原仅仅90分钟的车程，原平很小：一纵一横两条街成了这个城市的全部，原平也不繁华：街上跑的都是破旧的面包车，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建筑，让人淡忘的有线广播仍然在市区播送着当天的新闻……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小城市，辖区内却有丰富的煤矿，来自该市煤管局的消息称，该市有大小煤矿74座。精明的温州人把这里当作了一块投资热土,他们成了该市80%左右的煤矿的老板。

　　离原平60多里地的段家堡乡就是一个煤矿相对集中地方，这里有28座煤矿，绝大部分为温州商人投资，45岁的平阳人陈中桥的煤矿就在该乡的碗家板村。

　　通往矿区的路上风景充满着煤的颜色：山上绿色植物并不算多，叶片上满是煤灰，接近于黑色的石头裸露在外，一辆一辆装着煤炭的东风大货车从山里驶出，路边一些老年人在扫着汽车上洒落的煤灰，旁边的山里流出墨汁一般的水。

　　陈中桥满是老茧的手握上去非常有力量。这个脸色黎黑的汉子看上去和农民无异，他就是身价千万的富翁？记者有些意外但很含蓄地说：“您看上去非常朴实。”

　　“哈哈哈，我就是一个农民啊，平阳地少，我很早就出来了，5年前还在大同的一个煤矿挖过煤，然后花700多万包下了这个煤矿，我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当然是这个土样子啦。”精明的陈中桥一眼就看破了记者的疑虑。

　　陈中桥和妻子在这个鲜有人来往的山坳里居住已经5年了。所谓的家，就是煤矿边的一排平房，陈天桥和妻子住了中间的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土房子，陈中桥居住的是平房里最“豪华”的两间。

　　房子简单得让人意外：里屋是卧室，卧室里除了一个土炕外就是一张桌子。外屋是陈中桥的吃饭和工作的地方，揭开饭罩子，一盘红烧肉和两盘小菜。陈中桥至今还忘记不了他和妻子独守煤矿过春节的场景。

　　5年前的那个春节，陈中桥刚刚花了700多万元包下了这个煤矿，用陈中桥的话来说，“眼前一抹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那一年的天特别冷，整个冬季就没有看见雪化过，陈中桥和妻子睡着从来没有睡过的炕，吃着干硬的馒头，很费力地咀嚼着北方的冬天的干涩。

　　雪花飘飘年来到，而此时的陈中桥心里完全没有年的概念了：煤矿该怎么运作，工人该何处招，手续该如何去办，钱是否有得赚……这些都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在陈中桥心头，让他没有了过年的心绪。

　　妻子是个恋家的人，有过年回家团聚的情结，吵闹着要陈中桥陪他回家过年，大雪封山，万事无头绪，这坚定了陈中桥在矿上继续过年的决心。

　　那年除夕对于陈中桥来说刻骨铭心：一瓶汾酒，几盘家常菜，夫妻二人笑着喝着，结果二人都喝倒了。本该热闹的除夕因为在荒郊野外而没有了烟火，没有了喧闹，甚至电视里都收不到来自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

　　陈中桥和妻子相拥而泣，悲伤和着期望的泪水爬满了这对创业夫妻的面颊。陈中桥曾经也是翩翩白面书生，5年的山西煤矿生活，让他学会了粗野的骂人，学会了自如地吃醋，学会了光着膀子晒太阳，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孔武有力北方汉子。“太阳，煤灰，井下的日子让我如此黑。”陈中桥把自己多年的山西的日子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已经适应了山西，我会把温州人的精明带到山西，也会把山西的质朴带到温州。”陈中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