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比不说好，说说可以少涨点”

　　在听证会上，周南成开始还是按照写好的稿子读的，后来就开始“自由发挥”了。他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讲起来颇有点“阿六头说新闻”的味道。

　　“水的涨价是要慎重的。为啥，水和电、燃气不好比的，一个人生下来就要水的。没电，还可以点点蜡烛，没水，就不来事。”

　　“煤气贵，还可以发煤饼炉，水，没什么可以代替的。”

　　“你们(指自来水公司)讲的阶梯式水费是下一步的行动，那为啥现在又要求涨价？是不是先把基础弄弄高，为下一步再收费打算？老百姓想法是蛮蛮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看是不行的。”

　　“涨两角七分，对收入高的根本微不足道，对失业下岗人员就不好说了！”

　　“水说电贵了，要涨，电说水贵了，要涨，说来说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糊涂了！”

　　“要涨价就说北京、上海怎么样，另外事情为啥不看样？”

　　周南成说自己心脏不好，血压高。可是发起言来，还是中气十足。他用杭州话讲得很起劲，就没注意时间。结果主持人敲话筒：“注意集中要点。”

　　接下来是一位经济学者的发言。这位学者用了明白畅晓的语言，根据自来水公司的报告，一一发问，显出一种知性的光芒。相形之下，周南成的发言，听起来就感性得多。周说：“没办法，水平不及人家。我主要就是把周围人的意见反映出来，把他们的心情讲出来。”

　　话虽这样讲，周南成为了把开会这个工作做好，还是花了一点心思的。他把原来在社区兼的联络员的工作辞了。“没时间，我专门要跑出去开会。开会，就要写文章，要准备材料的。”

　　为了能把会开好，他平时很注意收集各种政策法规。看报纸，他会把报上的相关资料收集起来。女儿搞劳动保障方面的工作，他要女儿把看过的一些报纸和资料给他收集起来。妹妹、妹夫分别从事教育和林业工作，也成了他的消息来源。社区阅览室、杭州市图书馆都是他常去之地。

　　看电视，他也是专找本地新闻看。边看边比较，把重要的用本子记下来。

　　此次水价调整听证会，他本来也想像以往那样，把听证会的材料拿给社区里的人看看，但是上面写着“妥善保管”字样，他就没有把材料直接拿出来，而是选择与社区居民和亲友聊天征集意见的形式。

　　“都是些年纪相近的，要么就是和我一样失业下岗的。大家生活都不宽裕，当然都不希望涨价。”

　　听证会上别的代表发言，也成了周南成学习的对象。会上另一位水价听证代表杨桂发，在会前调查了500位市民，形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书面报告，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周南成的妻子说：“开会回来，他就跟我说了，杨桂发的发言最服帖。今后，也要像他一样做。”

　　对于表现不那么突出的代表，周南成也有自己的看法。“发言不到半分钟，观点一点都没的，白白浪费做代表的权力。既然来做代表，就要履行好职能，这才是有利工作的，你说是不是？”

　　“程序蛮规范，意见还是起作用”

　　参加了多次价格听证会，几乎每次听证会都是以涨价告终，似乎还没有因听证代表反对而不涨价的。

　　因为这个缘故，周南成的妻子有时也不免数落他：“吃得介空，说说又没用，又没钞票赚。再说了，要涨，大家涨，又不会涨你一个人。要你这么起劲道做啥！”

　　每到这时候，周南成就有不同意见：“说说还是有用的！”

　　“说，总比不说好。我周围很多人都觉得说说又没用场的。我觉得还是有作用。至少，价格的幅度没那么大了。像上次燃气价格，本来是每立方米定价2.6元，现在是2.4元。我们的意见还是有人听的。”

　　参加完听证会，周南成走回家，经过长庆街道门口，有人就拦住他问了：“开得怎么样？”

　　次日一早，他走出家门，隔壁单元的一位大妈也拦下了他：“开过会，怎么说？”他一五一十地说了个大概。

　　“好像没效果嘛！报纸上说还是涨二角七分。”大妈有些怀疑。

　　“政府还要考虑、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总听到了！”周南成解释道。

　　“你们是应该好好反映反映的！”大妈拎着菜篮走了。

　　作为一个听证会的“专业户”，周南成对此次听证会的组织工作感到挺规范。听证会开前第十二天，也就是6月3日，他就收到了物价局派专人送来的一份包括聘书、自来水公司调价方案在内的一整套资料。在他撰写意见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一方来游说要求。他说：“我的意见是完全代表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

　　这样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周南成说，他就是坚信说总比不说好：“要放在以前，我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参加这种层次的会议。谁会想到来征求我们这些人的意见。现在好了，有地方说话了。实事求是地说，民主是向前跨进，我们的声音可以直接被听到，如果决策都按我们提的意见来，也肯定不对的，因为我们毕竟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但是我想，最后的政策还是应该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