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常生活中，我们和99%的人打交道时都戴着面具，都不是以真实的“脸”出现的。所谓“角色”在戏剧中的本意是“面具”，在社会学中称之为“角色的扮演”。社会角色就是社会面具，那么这个社会角色与人有何关系？与人文关怀又有何联系？其实，“以人为本”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社会角色”的人性化。而这正是今天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

　　面具下，不是真实的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生活。我是老师，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我得戴一张面具，这张面具就是教师这个角色。学生很少看到我面具背后的那张脸，但这没关系，我们只是师生关系。同样，学生也是戴着“学生”这张面具与老师打交道的，面具背后的脸是什么样？老师也不知道。

　　同样，去商店买东西，我只是顾客。我不会说，“我是教授，我买包烟。”买烟就买烟，跟教授没有关系；营业员也只是营业员，别看她对着你笑，这是营业员的角色要求，你要以为她冲你笑是“爱你”，你就弄错了。

　　所以，我和营业员之间只是角色关系，如果我超越了这种关系，跟她交往不戴面具，来个“人际互动”，那可能得出问题了。比方说，我向营业员买东西，一边掏钱，一边问“你结婚了吗？”那你脑子就有问题了。在人际交往中，人跟人是允许这样交往的，但角色与角色的交往就不行。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交往都是角色在交往，这个交往实际上都是戴着面具，这个面具并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社会角色跟我们所说的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角色不允许你完全作为一个人去交往。在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当中，我们只知道，在这一刻，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我们很少会去想，这个角色是由一个“人”去扮演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文关怀”或者“以人为本”中的“人”到底是什么。

　　一个角色就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最简单的解释是：当一个人要说明他是谁时，一定要涉及他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说，我冯钢是浙江大学的一名教师，这就是涉及到一个社会关系——师生关系；又比如，冯钢是某某的儿子，这又是一个社会关系——父子关系；或者说，冯钢是某本书的作者，这是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设想一下，我们想介绍一个人，不涉及到任何社会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是谁时，总是把跟他有关的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拎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完整地去把握一个人，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就要把这个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找出来，这样，这个人才确确实实地定位了。

　　家庭，最初级的社会关系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这是由各种社会关系决定的。我们看一个在正常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除了获得父母的生物遗传以外，他(她)和父亲的父子关系，和母亲的母子关系，也一样反映在身上，这就是孩子的性格、脾气、爱好、举止。最明显的就是语言，孩子跟谁关系最近，语言上就像谁。

　　我小时候的奶妈是东阳人，我到12岁时，说话也带东阳口音，就是改不过来，这就是社会关系。你和什么样的人深入交往，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你会把你所交往的这个人身上的东西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你自己身上来。通常16岁以前，一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这些社会关系对于孩子的生理发展、心理发展起决定作用。

　　每一层社会关系都产生一种社会角色。作为儿子，在父亲面前扮演的角色，和在母亲面前是不一样的，这是父母不同的行为给你规定的。例如儿子在妈妈面前撒娇，妈妈很高兴。但在爸爸面前假如也撒娇，爸爸可能不喜欢，于是你学会了。在父亲和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汇总到你身上，就像两个人的生物遗传汇总成你的脸一样，形成了你独特的行为方式。

　　你，就是一个“角色丛”

　　走出家庭后，我们还会碰到另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警察、老师、同事……这些被称作次级社会关系。你跟什么样的人交往，就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交往方式，不同的交往方式，就可能形成你个性当中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你在交往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各种交往方式，最后就形成一个总和，这就是“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一个“角色丛”。它是由各种各样的角色互相交织、互相交往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个体。这个综合体不同于单独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人，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儿子，它是特殊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是我们讲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那个人。

　　如何来理解角色与“以人为本”的关系？举个例子。我毕业后到浙江大学第一天报到时，刚进校门就碰到一个当时的学校领导，他看到我一头长发，就说：“那么长的头发，像个教师吗？回去给我剪了。”我听了非常不高兴，说：“你看我头发长不高兴，叫我剪了，可我女朋友喜欢，我妈也喜欢，我要剪了，我女朋友要跟我吹了，怎么办？”领导愣了。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角色，以教师这个角色来要求我，可他没把我当成“人”这个角色。我不光是一个教师，还是妈妈的儿子，女朋友的男朋友，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他假如从我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看我，就不会让我把头发剪了。这就是以人为本。

　　角色，让社会有“秩序”

　　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靠大量的社会分工和互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社会角色的大量出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带来的。

　　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重叠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有社会学家说，如果每个角色像一件衣服，那么人就像是一个挂满衣服的衣架)。

　　我们忙于处理各种角色关系，渐渐淡忘了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也忘记了把对方当作一个人，当我们与别人交往时，都希望他按一个角色行动，而不是像一个“人”一样来行动。这是很致命的。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讲演，我就得这样“装模作样”，一本正经。我如果按照自己平常的样子放肆地骂人，这里的人可能都跑了。你们反而觉得我现在这样装模作样戴着面具，是很正常的。反过来讲，你们正襟危坐在下面，扮演的也是一个听众的角色，不然，你们下面肯定做什么的都有。这是我们“合作共谋”演的一出戏，我在上面演一个老师，你们在下面演听众，然后合作把这出戏演完，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事实上，角色要求的正是这种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角色要求去做，社会是正常的：老师像个老师、学生像个学生、警察像个警察，这个社会就有条不紊。如果警察不像警察、老师不像老师，这个社会就乱套了。而你会发现，这个社会都是个体的“人”，但杂乱无章，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虽然每个人在遵守秩序的时候都是不情愿的，但规则要求人的交往按角色进行，因为角色中包含着秩序。

　　角色，预期他人行为

　　当有了规定的角色行为时，我们就能对别人的行为有预期。尽管行为还没发生，但我们会知道，这个角色会发生怎样的行为。社会秩序就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有预期。如果每个人对别人的行为没有预期，那就会大乱，那就谁也不知道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事。

　　比如我在马路上遇到一个熟人，我把手伸出去，我之所以敢把手伸出去是因为我预期他也会把手伸出来跟我握手，否则我就会很尴尬。如果你无法判断别人会产生怎样的行为，你就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行为。

　　如果一天早上，你和别人打招呼说“你好”，别人却用仇视的眼光看着你，没有像你预期的那样行动，你就会觉得奇怪。如果一个早上连续遇到三个没有行为预期的人，你不是去怀疑他人，而是怀疑自己是否有问题，或者怀疑这个社会怎么了。

　　只要是确定的角色，它就是有规范的，这种规范要求扮演者一定要按规范做事。如果角色不确定，人们就不敢做事了。比如，一个男同学喜欢一个女同学，他想求爱，男同学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不知道预期是什么，不知道对方是否爱他。所以说，人的行为必须是可预期的。只有有了行为预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有规则。可预期的角色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

　　感情一来，利益计算就出错

　　角色规范的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它是可以“计算”的。这种计算是指目的、手段、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可计算的，可以按照逻辑关系推断。对于一个确定的目的，怎样用成本最低的手段来达到，这就是理性。

　　为什么人会越来越理性呢？同样是因为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产生了社会角色，而且要求角色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不可替代的。

　　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温州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皮鞋，这时相邻的两家做皮鞋的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各做各的。但分工以后就不一样了。一家专门做鞋面，另一家专门做鞋底，做鞋面的要依赖做鞋底的，同样，做鞋底的也要依赖做鞋面的，否则都成不了“鞋”。他们互相之间不可替代，这就是理性计算的基础。分工造成了不可替代性，所以双方之间就需要计算。我做鞋底，你做鞋面，做鞋底的眼睛要盯着做鞋面的，如果我做了10个鞋面，对方只做了8个鞋底，那我那2个鞋面就白做了，反之亦然，相互之间形成计算的要求。这种计算要求使得人与人之间逐渐变成了利益的关系，而且这种利益的计算是不能掺杂情感的。因为情感一旦掺杂进来，计算就容易出错。

　　情感、情绪是靠理性来控制的，反过来，理性也靠控制情感来维护。要维持清醒的头脑，就要控制情感。于是当人际关系变成角色关系时，人与人之间不断地在算计，我们会不断地控制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让它表露出来。慢慢地就造成了一种状态，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人文关怀的缺失。

　　过度“角色化”危及人性

　　当利益开始主宰一切，就出现了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角色都按照组织化(或利益最大化)来安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阶层制。阶层体制中的人不能感情用事，也不需要自主判断，要的只是你去执行命令。并且这时候每人手头所做的事情都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是体会不到意义的，因为他看不到整体。

　　比如一个企业，大致分进原料、生产、找市场三个部门。即使每一部门都能保证把自己这个环节的事情做好，但都无法保证另外两个环节也同样能按时完成。但只要三个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余两个环节即使做好了也没有意义。于是看不到意义的人对事件的整体就不承担责任，事实上他们按照角色要求去做是没得选择的，即意义中立的，也可以说是“没道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道德是选择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那么即使是“对的”也不叫道德。道德应该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

　　比如现在对学生的教育问题，有人说责任在教师，因为是教师在执行一些不太好的体制。可也有人说，对大部分教师来说，这样做是没有选择的，他们不这么做就没有饭吃，不用承担道德责任。

　　但极端角色化是不人性的。我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件事：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带着很多学生在门诊教学。当他摸到一个病人的脖子时，突然非常激动，把所有学生都叫过来说：“你们一个个过来摸一摸，这就是淋巴癌，非常典型的淋巴癌。”在病人痛苦的神情中，他激动地指挥学生“学习知识”。这就是极端角色化。当角色进行到这样一个程度时，它和人性是有冲突的。今天的医院，如果角色化到这种地步，明确医生就是靠治病赚钱，那么每一位医生必然期望生病的人越多越好；如果医院明确为企业，那么它所谓的开拓市场，就是让没病的变成有病的，让小病变成大病。可我们知道，医生这个职业不能变成这样。他们必须以失业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即没有人生病)。教师也是如此。一个好的教师必然期望学生尽快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教书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教师只会藏着掖着，或者让聪明的孩子变傻，好让他不断地向教师“学习”。

　　角色化必须把握分寸

　　其实所有的职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角色化到一定程度，看上去很有秩序，却已经没有道德，没有人性，“人会变成没心没肺的技术专家”。我们今天的教育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学校首先强调教学生成为“人才”，而忽视了“做人”。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学习怎样处理角色关系远远多于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比如从恋爱到结婚，恋爱是随时可以“替换”的，但夫妻角色就不可随意替换，除非离婚。当可替代的恋人关系变成不可替代的配偶关系时，人们就开始对对方提出要求，开始算计，这就是角色化了。这种角色关系中含有太多的理性成分、计算成分，必然危及到人性、道德，因此角色化必须把握分寸。

　　社会角色终究是由人扮演的。我们必须明白，人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所在，以人为本是社会角色化的基础。如果对角色的要求压倒了对人的社会道德的要求，那是十分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