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繁荣的文化，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没有足够的文化软实力，就谈不上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当今世界，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的竞争上，只有重视文化建设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均GDP站在3000美元门槛的历史时刻，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增强文化软实力，再次成为浙江具有前瞻性的明智选择。7月底，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可以预见，在未来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力量将再次爆发——

　　寻找浙江的文化新力量

　　人文精神铸就文化自信

　　“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半壁江山在浙江。提高公众人文素养、培育社会人文精神，增强整体文化自信，是建设浙江文化牵引力的前提”。

　　二十多年前，上海人陈振濂到杭州工作时，他的师长朋友和家人都说：“哦，到浙江去工作了！”那口气里分明有惋惜，甚至怜悯：放弃大上海，到小地方去了。

　　“很有觉得我‘沦落’的意思。”——陈振濂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他再到上海，谈起自己是浙江来的，听到的都是羡慕的口吻：“哎呀，浙江呀！”

　　“我想，这个羡慕有两层意思：一是杭州有那么漂亮的西湖，好像住在花园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有益于人文精神气质熏陶的。还有一层，是讲浙江老板厉害，经济上太会赚钱，藏富于民啊！当然，我希望这个羡慕，在今后，能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今后浙江人能树立起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新形象，而为全国人羡慕！”如今，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的陈振濂，自信而又充满期待地说。

　　他的信心是有所倚恃的。陈振濂说，十年前，一个口袋里有那么几十万元的工商业主，大多会对像他这样的“穷酸教授”表示不屑。现在，口袋里装着亿元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却对文化修养高的学者和艺术家表现出敬佩，愿意为公益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赞助。经济指向开始为更多元化的指向所替代，文化便是其中之一。他总结道：“社会大环境变了，文化人找到了自信。”

　　其实，不仅仅是文化人找到了自信，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也找到了文化自信。今天，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自觉地追求着自身人文素养的提高，他们频频地出现在不带功利性的“人文知识大讲坛”上，各种各样的音乐会上。除了自身素养的提高，构建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也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讲究公德，做一名不张扬的志愿者正成为一种风尚。

　　当我们的目光穿越了外来文化的奇异与喧闹后，重新审视端午节、七夕节的民族底蕴时，当我们的耳边又响起古老昆曲的突转唱腔，重新发现传统艺术的优雅与活力时，当我们大大方方地在世人面前展示浙江人的形象、心愿、性格时，我们的文化自信正在一点点醒来。文化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发展的根基。

　　陈振濂说，文化的力量，首先建立在文化的自信上。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找到它的自信力后，人文实力会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力量。

　　“浙江模式”背后的文化传承“充分发挥文化实力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的素质、增强综合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是浙江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迫切需求。”

　　文化的力量在于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醒。是偶然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关注，作为人文学者，陈振濂讲得很多的是经济问题，讲到文化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力和驱动力，而许多经济学者却开始讲文化，从经济发展中看到文化的力量。

　　是什么支撑了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成为一个经济大省，在去年成为全国第4个GDP突破万亿元、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省份？是什么使浙江从一个沿海小省,创造了在全国都很响亮的“浙江模式”？

　　答案的指向是多元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胆魄；“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精神；甚至在规划的边缘中行走和精明过人。是这样的原因吗？是，好像又不全是。

　　在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张佑林的眼里，看到的是“浙江传统文化的力量”。他为此专门撰文论述：“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形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人群，适应现代经济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也决定了各区域的经济选择的不同。”

　　他说，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务实精神。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有了如是文化传统，也就不奇怪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在浙江大地上，并迅速创造出“乡村工业、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农民城、块状经济”等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创新，从而使浙江走向了全国注目的舞台中心，也孕育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但是，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思考的目光已经转向了未来。他说，尽管浙江诸多指标名列前茅，但区域创新能力、科技综合实力、真正有价值的发明专利数量等有关知识技能的指标还有待提高。这种知识人力资本的短缺直接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浙江经济目前仍处于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的产品加工阶段。国民经济活动的集约程度低、资源消耗大、要素瓶颈约束力强。

　　传统文化对浙江模式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比如现代企业制度在一些企业中往往很难确立，创新精神有时会被片面理解成不遵守规则的破坏力。而文化大省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提升浙江的软实力，塑造浙江文化的新力量，从而支撑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对经济的驱动力不可小觑。史晋川举例说，比如利用杭州的文化氛围和人才优势，可以做知识型的创业，以及从事与文化相关的产业。文化力的提升，也将使企业的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这种文化新力量，将源自我们的传统文化，而又为当代浙江人建设和重塑。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浙江模式的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在传承中进行文化制度的新一轮创新。”史晋川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