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要是老板不发工资，我们就找几个老乡去吓唬他。"浙江东阳籍农民工朱洪林说。去年，朱被建筑公司拖欠了3万多元工资，他屡次向老板催讨，都无果而返。没想到，通过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的维权中心，朱洪林就在春节之前拿到了工资。

　　"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却无法获得有效的帮助时，常常不得已转而寻求一些非正常，甚至是非法的手段，"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滨生说，"这说明，中国的工会组织把外来务工者纳入保护范围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迫切了。"

　　与李滨生一起，来自全国工会组织的百余名代表15日至16日聚集浙江义乌，在这个外来务工者大大超过本地人的著名商贸城市，讨论工会如何为外来务工者服务。

　　在户籍人口仅为68万的义乌，外来务工者超过了74万，由于劳动关系错综复杂，当地每年的劳资争议多达万余起。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约有30%由于各种原因而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由此引发更大的纠纷。

　　刚刚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发生在中国的西北部。在宁夏打工的王斌余因为父亲的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多次向老板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到劳动部门、法院，但都无济于事。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老板家中讨薪，竟被骂"像条狗"，并遭到拳打脚踢。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个。最近，他被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外来务工者是城市中的弱者，当他们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时，非常需要有一个组织为他们说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走到极端的境地。"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天勇说。

　　然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去年的一次调查之后表示，全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已经达到1亿多，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却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

　　"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已经离不开他们，外来务工者大量拥入城市已不再是一种短期的社会现象，"上海市总工会主席陈豪说，"包括工会在内的各个社会机构也都应改变想法，不能再以短期的政策应对出现的问题。"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工会更多的是国有企业职工的组织，不过，早在200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就明确规定，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据此，作为"流动的工人"，进城务工者也同样拥有参加工会组织的权利。

　　2003年9月，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进城务工人员第一次鲜明地被定位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在理论上迈进了工人阶级的行列，拥有了身份归属。工会十四大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近年来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希望各地尽最大可能组织进城的务工者加入工会。

　　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已经有约30%的外来务工者加入了当地的工会组织。在上海的80万名建筑工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者，当地要求这里的建筑企业必须建立工会组织，并将此列入建筑企业参加项目招投标的必要条件。

　　在浙江义乌，当地总工会为维护外来务工者的权益，专门联合当地的劳动、司法、法院、和民政等部门，组建了一套社会化维权的机制，变"单兵作战"为"双管齐下"。

　　其实，在农民工朱洪林走进义乌市总工会维权中心的时候，他还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没想到，维权中心受理了这个案子之后，还派专人几次到10多公里外的建筑工地上和老板协商，最后还为朱洪林免费代理，提起劳动仲裁，帮助他在春节前拿到了工资。"现在老乡们都说，工会帮我们讨要工钱、维护权利更方便、更安全。"朱洪林说。

　　对刚刚迎来第13亿个公民的人口大国来说，中国工会将外来务工者纳入维权范围意义更为深远。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之一，对进城务工者权益的保护，使农民看到了离开传统的耕种业，增加收入的希望。

　　"一个弱势群体得到保障、社会弱者不受到歧视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协调发展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