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六：城墙为何如此宽大？工程何需如此浩大？

　　一般说来，古代城墙的基础往往要比城墙稍宽(上窄下宽)，城墙的高度则与城基的宽度成正比，即城基越宽，城墙就越高，同时至少城墙的外壁也应该较陡，这样才有利于防卫。

　　而现在人们看到的良渚古城墙基础是以铺垫人工开采的石块为标志，宽度越有40到60米，那么如按常规计算，当时城墙的高度至少也应有30米至50米。当然，史前城墙高度与城基宽度的比例不一定符合后来的规矩，但从军事防卫功能来看，如此之宽的良渚古城墙基础，当时城墙至少也应有10米之高。倘若以此为标准，四周总长6600米所用的土方量之巨大可谓惊人，这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超巨型”的浩大工程。

　　有关专家对那么多黄土来历的解释是：“来自周边的山上”，那么在没有推车只用背土肩挑的当时，城基有必要建得如此宽大吗？何需役使庞大的劳力来兴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呢？从建造城墙只是为了军事防卫的性质分析，良渚古国的上层贵族，大可不必无效地大量耗费民力与工时，来堆筑这一超负荷的工程。

　　疑点七：为何地面上全无踪迹可寻？

　　曾有不少热爱历史和文物考古的读者，在参观完良渚文化古城后，提出“为何没有发现城门？城中的分区布局及道路如何？”这些问题。这些正是目前良渚考古的焦点所在，唯可寄望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来揭示。

　　我想进一步提出的是，假如它确实是良渚文化古城，为何地面上全无诸如与城墙布局大致较为对应的土亘、高地或断崖？除莫角山遗址之外，城内为何也不见较大面积的高出水稻田的台地及大土墩？尽管这可以解释为遭到后人的严重破坏，可城内至今仍大多是地势低洼的水稻田和池塘。这总令我的心里疑窦丛生。

　　疑点八：城内未见祭坛、手工业作坊及房屋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先秦史籍关于早期国家大事的明确记载。良渚文化之时原始宗教十分盛行，以用以祭祀天地为主的祭坛常有发现，可在良渚“古城”城内的莫角山(当地原称“古上顶”，1958年被辟为“大观山果园”，考古部门改称此名)遗址等地，至今都未发现有良渚文化祭坛。

　　相反，在西城墙外约1.5公里的瓶窑会馆山(考古部门改称其“汇观山”)和城外东北约2.5公里处的安溪窑山(考古部门改称其“瑶山”)，都有大型的良渚文化祭坛发现；而且在城内，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1986年还发现了良渚文化显贵者的墓地(也有人称作王陵)，1973年在城内莫角山南的桑树头和1987年在莫角山的杭宁公路边也都有良渚墓葬发现，诸如此类现象，都有点令人费解。

　　再者，除1992年曾在大莫角山下西南侧发现有一处既有夯土层又有夯窝，又有成排大柱洞的大型礼仪性建筑遗址(总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之外，城内至今也未发现过手工业作坊和普通的房屋遗址，我们只好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寻求答案了。

　　综上所述，所谓良渚文化“古城”确实存在着不少疑点，结论也似乎下得太早，我认为它并不是良渚文化之时的古城或古都。那么，它有可能是什么时代营建的什么遗址呢？

　　我们知道，“良渚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紧靠着东苕溪，这里地势低洼，且东苕溪曲曲弯弯，河床又窄又高，历史上经常发生特大的洪水灾害，后经治理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减弱，是闻名遐迩的“西险大塘”。据《咸淳临安志》载，早在北宋之时就曾在这里筑塘修坝(化湾闸、安溪闸等)；又依《钱塘县志》所载，在明朝之时此处属钱塘县的孝女五图，并曾兴建有堤塘大坝以抗洪水灾害。我们观察了“良渚古城”的“城墙”底部以铺垫石块为标志的两恻外缘，大多坡度很小，而且石块又显然用铁制工具开采而来，因而所谓“城墙”有可能与防洪挡水的大坝或堤塘基础有关，其修筑的年代大致在唐宋至明清之时。当然，这仅属推测，最终的结论如何，还尚待今后的进一步考古发掘来确认或纠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揭示历史之谜，应集思广益，请各方专家学者论证，将考古实物资料结合古代文献剖析，也许才有望探明历史真相。2000年前后发生在瓶瑶彭公的所谓“彭公大墓”，当时本人就率先提出了否定意见，最终发掘结果也表明是汉代的挡水坝。至如龙游石窟的性质与年代，当时也被炒得热火朝天，先后出现了所谓先秦时代的屯兵洞、练兵场、粮仓、地下宫殿多种说法，本人曾撰文论证，主张是唐宋至清初之时的采石场(见《浙江日报》1999年6月11日)，现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事例，主要是想对广大读者说明，对待某些问题应理智全面地深思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