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与广东都出不了马云？作为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过程中看似普通但十分尖锐的话题出自上海和广东两位地方权重官员的大胆诘问。他们亲自考察后的结论是，在扶持中小企业成长上，浙江各级政府善于做足功课，他们积极探索实施中小企业成长计划，积极构建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但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严苛的政府规制、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仍在抑制着创业活力。其实，两位官员的批评并不失真。据媒体报道，广州市人大代表练卫飞试图在广州创建一个30万平方米的创意产业园，其间用了整整8个多月的时间连报建都未最后批下来。最后还是在广州市委书记直接批示下，才盖完了50多个公章。

　　一系列残酷的事实再一次指向了中国行政体制。的确，作为经济改革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机构与职能每一次变革都给民众制造了许多美好的期待，但与经济体制的变速相比，政治体制变革已经显得明显的滞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是政府官员部分行为，还是政府运行的相关规则都已经成为经济改革继续前行的羁绊。因此，如果说前30年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延续性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方面。政府职能及其转型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能否贯彻的决定性体制因素。

　　权力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政府变革自我的核心环节。稀缺的政治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足以形成与市场谈判的坚强力量：绿色GDP系统欲有所为却举步维艰，地方政府的政绩利益使然；各级官员的土地贪腐案件近年频发，只因在土地资源问题上一支笔等同于亿万金；电力、电信等长期获取垄断利润，只因它们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存在特殊的权力利益就有可能形成特殊利益的诉求，并最终阻碍市场自由竞争与创新突破。因此，笔者认为，政府解放思想的第一步应从权力利益格局中退出来。

　　将行政管理改造成一种公共服务，使政府成为有效的服务品供给者是政府进行重塑的重大题材。为此，政府机构应当进行自觉性归位，强化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制度建设，实现从创造财富的主体向创造市场环境的主体的转换；政府官员应当摈弃只抓项目和经济总量，而漠视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惯性思维方式，完成从领导者向服务者的转换。与此相配套，创设官员业绩的新的评价制度和体系刻不容缓。

　　实现政府的有机化“缩身”并达到行政高效率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脉动方向。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破除“九龙治水”残局的国务院大部制已经浮出水面，未来中国政府组织结构将变得更加规范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