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难题不是哪一个部门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所以，一部分人对户籍制度改革还是信心不足。

　　“以当时奉化城区7-8万人口来讲，放开户籍政策，奉化市在就业、医疗、读书等方面完全可以承受2-3万人口的涌入。当然，也不能排除大量外地人口蜂拥而入的现象发生。”刘建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就不改革啊。邓小平同志还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我想政府也会做相应的考虑。”

　　刘建军回忆道，当时大家更多地就是想，即便奉化的户籍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咱整个国家。而通过改革试点，可以积累经验。”

　　“其实，奉化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绝对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在经过了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的。”刘建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正常情况下，人和户口必须是要一致的。如果房子有，人也在，就是户口没有，公安管理就会失控，因此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改革。为此，我们的干警特地深入到社区居委会，对一个小区大致有多少房子是外地人购买的，是否长期居住进行了大量调查。”

　　“其实，当时奉化市有很多外地人在当地购置了住房，也长期居住在奉化，户籍制度导致他们人已经进城了，户口却搁置原籍。”刘建军说，这在之后奉化市新增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属于在奉化工作、生活多年，而户口受政策限制一直难以迁入者的统计中得到了证实。

　　为确保新户籍制度的顺利进行，奉化市政府多次召开市长会议，综合各部门出台政策：就土地承包问题，市政府规定农民在30年的土地承包期中，不会因户口身份的转换而调减其承包份额；计划生育方面，市政府规定农村居民“农转非”后的3年内，仍可享受农民的计划生育政策；针对拆迁补偿问题，市政府严格按照“拆一赔一”的原则，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就基础教育问题，市政府决定加大教育投资，有计划地扩大教育规模，确保户口新转入城镇的学龄期人员能够安心读书；至于市政建设、城市布局、就业机会等问题，市政府认为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加入，给城镇的承受能力造成的压力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暂时的“阵痛”。

　　“城市要发展，人口一定要增加，只要在合理的政策疏导下，人口压力必然会形成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问题也就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奉化市在各种观点的碰撞中形成了共识。

　　今天的刘建军似乎已经不大关注当时政策出台的艰难了，因为他觉得那不是公安部门能够协调的事，他们只是率先提出并推进了。“出台政策是不盲目，但也不能说很有远见很有把握，好在迄今为止，政策执行的都很平稳。”

　　奉化户籍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刘建军说，现在看来，以截至目前奉化市城区办理入户的25000多人来看，奉化市的户籍改革都在城市可承受范围之内。“除了当时政策刚一出台时因为害怕政策变来变去而一下子涌来大批人流之外，目前在奉化就业置业的外地人已经不会担心户籍政策的变化了，什么时候想办就来办了。”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享受城区本地人待遇的户籍政策，还是一下子让外来人员感到兴奋。当时的办证中心真可以用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来形容，每天前来咨询的外地打工者就有1000多人，办证中心每天都要受理好几百份申请。”刘建军说，“大家奔走相告，甚至一度出现了突击购房的现象。”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办证民警需要白天黑夜地加班，最后，“几乎都累病了。”

　　据2005年的当地及省、中央媒体报道称：新的户籍制度不仅给当地公安部门的管理带来了便利，还带动了城镇的经济发展。奉化市自此项制度实施以来，新增城镇人口1.08万，市区人口一举突破了10万，新增内、外资企业160多家。而最令人瞩目的是房地产市场因大批农民进城“牛”了起来。每平方米房价由当年的不到1000元上扬到2000元左右，商品房期房销售率也从55%上升到90%，成交面积增长了100.9%。

　　宁波、郑州纷纷叫停：大城市户籍改革难以为继

　　“奉化先试点，半年之后宁波市全面推开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所以在2003年前后，中央级媒体好多都来报道我们的户籍改革了。”刘建军说。

　　奉化户籍改革的半年后，宁波市公安局把奉化的经验推广至整个宁波市的11个县(市)、区。

　　不过，宁波市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奉化相比附加了限制条件：一是购房入户者，房屋面积要大于80平方米；二是以引进人才身份入户宁波的，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但是去年年底宁波不知道为什么又重新规定，2007年9月1日以后购买的住房，暂时停办户口迁移了。”刘建军说。

　　几乎与宁波开始进行的户籍改革同时，2001年10月1日，全国小城镇开始户籍改革。这一政策是在全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试点以后才放开的。此前的1997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的《小城镇户籍制度的试点方案》。由于小城镇改革进行的相对平稳，石家庄、郑州等地的大城市亦开始进行相对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但随后的几年，叫停的地方相继涌现。

　　“郑州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一年，几十万人口涌进来，就在2004年叫停了，现在还停着呢。”河南省公安厅宣传处的夏吉春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子女入学和公交压力大是直接的导火索。”

　　夏吉春说：“目前河南漯河搞了一个户籍改革的漯河模式，那是因为他们和许多小城镇一样，需要拉大城市框架。小地方毕竟好操作，但是大城市的公共资源相对已经饱和，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提供的服务跟不上，地方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动作。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国家出政策。”

　　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户政科科长刘伟则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个敏感的问题，不仅每年的两会要提，还要写进地方的五年规划当中。但这些都是笼统的提法，牵涉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我们公安。作为具体操作的公安民警，真的不方便说很多。”

　　有专家强调，中国的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人的解放、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分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很多人是在小城镇买了房入了户，但并没有在当地得到任何基本社会保障，而青壮年也绝大部分没有留在小城镇，而是到更为发达的大中城市打工和创业。

　　“我认为目前看来，在户籍改革方面没有什么各地经验可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户籍问题专家则显得更为悲观，“户口本无病，是强加在户口上的利益病了，如果仍然用陈旧思维去解决户口问题，那户籍改革永远无望，两会提案也依然不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