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江小金与家人合影。

　　2010年9月，化疗后的江小金和孙子在一起。

　　1986年，江小金与妻子孩子在出游。

　　编者按：本报9月13日刊登了长篇通讯《光明使者江小金》，生动展示了宁波电业局原副总工程师江小金的先进事迹，不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他的同事、亲人、朋友中也引发热议。大家认为，江小金在工作上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精神，在平时生活中也表现出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本报今天推出专版，通过江小金亲人的深情回忆，勾勒出一个真实感人、有情有义的真汉子。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有“古典色彩”的人：尊师、尽孝、重道。老家有事，不管多忙，他一收工就马上赶去；父母生病，他裹着棉袄窝着陪夜。最后的日子里，他说：“落叶归根，墓地选在老家，生前不能尽孝，死后离父母近一点。”

　　我脑海里的父亲，一直在登山。登上一座山峰后，又继续向更高的山峰挺进，山越来越高，攀登越来越困难。我17岁时，开始跟着他登山，他在前面引路，我在后面望着他的背影紧紧跟随。他就这样一直无声地指导我。

　　他诚恳、扎实、专一。他认为是党和人民造就了他，要更好地回报社会和群众。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做好每一件事。他总是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体现了一线职工勤劳、朴实、勇敢的品质。这是他给我最好的教育，让我一直对我们的父辈、一线老师傅们充满尊重和敬仰，让我时刻注意要静下心来，避免年轻人的浮躁。

　　他对我的要求很简单：扎实。

　　记得我曾报名参加局生产管理岗位的应聘。他知道后，说了两句话：“你还不够扎实”、“不过，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最终我没有通过，两年后我才明白他说的“扎实”是什么意思。

　　父亲对我数落最多的，是缺乏锻炼，他告诉我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我宅在家里上网，他总是耿耿于怀，千方百计把我弄到户外去：我小时候，他出去测量的时候带着我；长大后，他带我去杭州，从岳庙走到南山路，我走不动了，他还数落我；组织设计院“暴走一族”户外徒步时，他也带着我。他说，要有强壮的身体、坚强的性格，才能提高应变能力。

　　父亲一生胸怀宽广，又有浪漫色彩，看他拍摄的照片就可以体会到。我时常想，他生命中最后一个“设计”，应该不逊于电影《非诚勿扰2》里的主角李香山的遗体告别会。在病床上，他请人一起挑选照片，还让我帮他找一首《我心飞翔》的歌，说是要在自己的告别会上播放，免得把气氛搞得太悲伤。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当我和他独处的时候，他吃力地让我扶他下床，朝窗边走两步，看了看，支持不住，又回到病床上。我感到他的手粗糙而温暖，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歌：“在天边的梦想，是我一生的期望，满怀心中的力量，我要飞向远方……我心飞翔，向全世界歌唱，看无尽的能量，在这一刻释放。我心飞翔……”

　　一阵剧烈的心绞痛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枕边是梦中哭泣的热泪。从我得知小金身患不治之症后的近两年时间，我经常会遭受这痛心的折磨。

　　小金是我三弟，兄弟俩在漫长的岁月中聚少离多。

　　他17岁时，我已应征入伍；我转业到地方，他在浙江大学电力系学习；毕业后，两人分别在宁波、奉化两地工作。即使他来奉化，也总是来去匆匆，总是那样忙忙碌碌。

　　我和小金真正静下来谈心聊天，是在他患病的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

　　我在医院或家中陪护的时候，总有很多同事、朋友前来探望。正月初二这个特殊的日子，全省各地有200多位同事、战友、朋友来参加小金遗体告别仪式，许多人泣不成声，长跪不起。

　　小金不幸患上细胞淋巴瘤后，开始怕我们挂念并未告诉家人。2009年清明节，他来电说单位有事不能来奉化，这一下子引起我的警觉。几十年来，他不论工作多忙，清明上坟、祭奠亲人的仪式一次也未缺席。我赶到宁波，他刚从上海肿瘤医院化疗回来，在我追问之下，他讲了实情。

　　他说：“我得了不治之症，但我家无憾事，江炯已成家立业，孙子也已出生，唯一难受的是我原本再想多干几年，现在电网建设发展多么快，我渴望能继续工作。”但是，他一再交待，不能让父母知道病情，一定要隐瞒。

　　2010年4月，他支开妻子，跟我讨论了遗嘱之事。他说这病后期可能会高烧昏迷，也可能窒息而亡，还是早立遗嘱为好。遗嘱中，他着重说了去世后不要增加组织压力，不向组织提任何不合理要求。他还说了心中的愿望：40年前，他一个人静静地来到宁波工作，远离父母未能尽孝，希望能叶落归根，以后能长眠奉化长汀公墓，陪伴父母。他还说，他一生三分之二的岁月，是为建设电网工作，常常与铁塔相聚，公墓旁是金钟变电站，是他早年设计的，山顶有高高的铁塔，要长眠在铁塔和变电站旁边，这是他一生奋斗、热爱的地方。

　　在讨论到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我心飞翔》时，我当时不知道这是首什么样的歌曲。他打开手机给我介绍，这是他最喜爱的歌曲，曲好，词更好，这是一首多年激励他奋发向上的歌曲：“在天边的梦想，是我一生的期望，满怀心中的力量，我要飞向远方。没有登不上的高峰，没有过不去的海洋……”听着这首歌，我充分体会到小金顽强不屈的精神。

　　2010年12月8日，小金打电话给我，说想回奉化，探望一下年迈的父母，这是最后一次回故乡。那天上午10时，根据商定的方案，我们和父母一起在家吃了中饭，然后分别和阿姨、姐姐、弟弟等见面。他面带微笑，丝毫不提病痛。12时半，因为身体虚弱，我陪他上车回宁波，他让江炯开车沿着220千伏高压线走廊绕了一圈。在金钟变电站铁塔下面，他下车仰望、沉思。他说：“工作是养身立命之本，可惜我不能工作了。”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我到医院陪他。他说：“我可能要不行了，原来想陪伴父母共同生活几天的愿望可能没办法实现了。大哥，你要保重，为了父母，为了大家，即使我死了，泪也要往心里流。要过年了，家里事情很多，你还是回去吧。”想不到，这是最后的诀别。

　　大年三十下午1时许，接到弟媳的电话，我和小弟赶到医院，他已经不会说话。看到亲人，他微微一笑。下午2时50分，他平静地走了。

　　我会记住他说的话：“生命的意义，在于活得充实，而不是活得长久。”

　　我和小金走过了32个春秋。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下午5时，小金最后一次回家。那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执意提出要回家，和家人共度此生最后一个腊月。

　　回家那一天，很冷，他已经没有力气自己上楼，将身体依靠在儿子肩膀上，一步一步向上挪动。

　　他说，他走之前，有两个心愿，一是想回家过个年，二是想回一趟奉化老家，看看老人。

　　小金要大哥安排一下，正月初三跟父母一起吃顿饭。

　　他对哥哥说，我已经走不动了，最好找一家没有台阶的饭店，菜不用太好，有奉化的芋艿、咸菜就可以了。

　　但小金生前最后两个愿望都落空了。

　　可惜，他走了，没有和我们吃上一顿年夜饭；初三与父母团圆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了，与父母同桌的这一顿饭，小金永远吃不上了。

　　他走时，才58岁。

　　和小金相伴的这32年，我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他的关怀里。

　　我和小金都是奉化县城关镇人，又是奉化一中同班同学。当时，我们一个班是一个排，三个排是一个连，他是连长，我是副排长。所以当时，我和他接触多些。他在学校表现好，老师推荐他到宁波高压供电公司(宁波电业局前身)工作。我到温岭兵团支边支农。

　　那时，小金就给我写信，一直写了8年，后来我们就谈恋爱了。

　　1980年11月，我们结了婚。结婚后，他在宁波工作住集体宿舍，我在奉化住公公婆婆家里。1981年生了儿子。1984年我调到宁波东亚集团下属的冷冻饮料厂做会计。这样，一家人才得以团聚。那时，我们住在办公室改造的职工楼，分到两间办公室，1间作卧室，1间作厨房、卫生间和客厅。日子过得很苦，但心里却很甜。因为平时工作忙，小金总觉得太亏欠我。他经常晚上12时到家，次日早上6时多又走了。平时家务都我做，但周末有空了，当我出去时，他会偷偷地把地板拖好，衣服洗好。

　　在小金刚开始化疗时，一次我买菜后回到家，发现他正忙着拖地、洗衣服。“你身体不好，怎么能干家务?”他低声说：“以前工作忙，没法帮你做家务；现在空了，得想法补偿一下。”我们俩禁不住抱头痛哭。今年春节前，他自己走不动了，还嘱咐儿子说：“你去给你妈买几件新衣服穿穿。”这样的好老公，我哪儿去找呀。

　　小金是个很孝顺的人。有一次，他急匆匆回了一趟奉化老家，原因是父亲轮椅上的一颗螺丝掉了。当时，正值酷暑，小金中午赶回奉化，装好那颗螺丝后又赶回宁波上班。

　　在儿子工作分配的问题上，小金曾征求过我的意见。他说要把儿子安排到最艰苦的线路岗位，我很难理解，平时最疼爱儿子的他，为啥要这样做。他劝导我说：“应该让孩子去一线锻炼锻炼，吃点苦，有利于他的成长。”2008年，儿子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通过公开招考进机关，竞聘报名时小金不支持，还背着儿子给评委逐个打电话：“我家江炯基层经验还不够，还是让他在线路工的岗位上再磨练磨练。”当时，儿子很有情绪：“老爸不帮忙算了，还帮倒忙。”如今，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其实，对于最初的医疗，小金的心理预期是希望病情能够有所逆转。所以，当第一期化疗结束后，他感觉身体状况不错时，竟然提出想回电力设计院工作，他说他是从那儿出来的，可以帮着审审图纸。在他心里，工作总是放在第一位的，要抓紧有限的生命多为设计院出点力。为了方便工作，他住到了儿子家，因为那里离设计院近点，来去工作方便些。

　　在多达18次的化疗中，他从没叫过一声苦。他那时常对我说：“要长身体时，遇上3年自然灾害；要学知识时，又遇到文化大革命。幸运的是，我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遗憾的是不能工作到退休。”弥留之际，他还嘱咐我和儿子：“有困难自己克服，不要向单位提要求。”

　　大年三十那天上午，他在医院里精神不太好，呼吸急促，测量血压偏低，医生说所有指标都比较差。中午，我在家煮了稀饭、炒了鸭蛋送到医院，中饭他吃了五六口，吃饭时他说“我没力气……”想不到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吃完后我看他神色不对，马上打电话给他哥哥和弟弟，他们一小时后赶到病房，当时是2时10分。江小金听到哥哥和弟弟的声音，勉强笑了下后，流下眼泪。2时50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对于后事，小金在遗嘱里有明确交待，要求一切从简，就连车子，也作出安排：“灵车可租用，我们尽量不用单位车辆。”他还特别强调，奉化的亲戚同学就在墓地等候，不要到宁波来，因为来回不方便。他在遗嘱中说：“40年前我静静地到宁波，现在我想静静地回去”、“最后一项程序向遗体告别一段，太过悲切，又浪费时间，我想有条件的话，改为播放我的题为《我心飞翔》的照片集，5分钟解决，大家可以早点回家。”

　　小金，多少个夜晚，我醒来时，抚摸身边的床，冷冰冰的。我这才想起，你已经离开我有一段时间了。我有时恍惚觉得你在身边，在看着我。

　　听哥哥说，父母经常问：“小金去哪了？”问好就抹一把眼泪。常会听到孙子诺诺问：“爷爷去哪了？”我只能笑着回答他，爷爷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要好久好久才能回来。小金，就凭这两点，我也会好好生活。因为我知道，年老的父母需要我去照顾，年幼的孙子还得有人帮忙照料。

　　小金，你曾对我说：“等你退休了，我带你去全国各地和香港旅游，还要出国去新马泰走走，拍几张照片。”我等着，一直等着。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见，去履行这个诺言。

　　你走后，好多人在关心着我们全家。小金，你安息吧。我以你为自豪，这32年来，留给我的是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哥哥，你离开我们已半年多了，早就想写些纪念你的文字，但每每提笔，泪水就止不住。

　　大概40年前我有些许记忆时，你常来我家，父母要我叫你哥哥，从此，我叫了你40年“哥哥”。现在我还能依稀记得你们结婚时的情景，那天我很兴奋，因为你正式成为我姐夫，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自从你与姐姐恋爱起，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你。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总是盼着姐姐从温岭回家探亲，这时你总会带些零食、书籍给我。我上学后，节假日你来我家，一有时间你总会辅导我文化课。

　　我到杭州上大学后，你到省城出差时，总会利用空隙时间，带上几个菜、几瓶啤酒到我寝室，跟我和室友喝酒聊天，至今我许多大学同学都熟悉你，知道我有个好姐夫。

　　与你相处最长的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工作的这段时间。在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想报考研究生，你非常支持我进一步深造。

　　那时你住在电力局车队宿舍，只有两个房间，住房条件很紧张，为了我有个好的读书环境，你们3口之家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而把另一个房间作为我的寝室及书房。

　　那是我紧张而充实的一段时光。晚饭后，我开始在一张小方桌上学习，你也在小方桌另一侧或在沙发上开始工作，看从单位带来的图纸和书籍。如果说我那时的学习是有很强的目的性，那么你的学习纯粹为了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你是一个有责任心和知恩图报的人，作为你们单位第一批培养的大学生，你总是想着如何更好地回报单位、服务社会，正是你的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及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使你以后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

　　后来，我攻读博士学位、去美国留学，都受到你的影响。在几个重大的人生选择中，你总是我的良师益友，给我指点迷津。在我犹豫是否回国工作时，你总是坚决要我回来报效祖国，并重复着一句话：“一个人要爬遍每一座山是不可能的，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我回国时，你亲自到浦东机场来接，回来路上，你告诉我“做社会需要你做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大概2007年开始，你腿上有块铜钱大的皮肤发炎，你总是忙于工作，自己配些药水涂一涂，炎症还是反复发作，后来在姐姐的再三催促下，才做了切片化验，2009年4月确诊为NK/T细胞淋巴瘤。

　　你一定知道疾病的严重性，但你还是保持着一贯临危不惧的风范。在接下来近两年时间里，你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身体一有好转你就投身工作，与生命赛跑，用有限的生命尽力回报社会。

　　这段时间也是我一生最煎熬的时间。除了你，在亲朋好友中我是最清楚病情的。我们“联手”，尽量把病情说轻些。

　　在你遗嘱中，第一条竟写着：“在以前还是以后的治疗过程中，无论采取什么治疗方案，都是我自己确定的，不管疗效如何，不管发生什么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责任。”

　　哥哥，从小我就知道你是有担当的男人，你连生命中最后一件事也勇于担当，担当了一生。你留这个话，是想让所有人释怀。

　　2011年元旦，我去病房看你，你已明显消瘦。当时我们聊了许多，你是如此平静地交待着后事，而我早已泪流满面。我还记得，最后你告诉我办后事时，早晨不要在小区放鞭炮，以免影响邻居。听到这里，我已无法控制自己。哥哥，你以一个优秀电力设计者的工作方式，考虑了如何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尽力不打扰别人的所有细节。

　　哥哥，谢谢你用一生的言传身教，教育了我如何奉献，如何尊老爱幼、淡泊名利、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如何讲诚信、挑责任，告诉我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这是我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失的，我会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