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12月2日讯

　　核心提示：

　　医患、劳资、物业等领域的新型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传统人民调解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为此，宁波北仑建立健全行业性的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推出一大批专家型“老娘舅”，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医患、劳资、交通事故、物业、环保……

　　如今的社会矛盾纠纷越来越纷繁复杂，善于处理邻里矛盾纠纷的传统人民调解，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

　　为此，宁波市北仑区近年来积极探索“1+X”人民调解专业化之路，“1”是指原先设立在各个街道乡镇的综合性人民调解组织，“X”是指设立在医疗、交通等领域的专业化矛盾纠纷调解组织。

　　“1+X”新机制，使人民调解突破传统禁锢，直面和化解更多发、更专业、更复杂、更激烈的新型矛盾纠纷。宁波市委常委、北仑区委书记陈利幸说，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现在的“老娘舅”不仅是懂调解的“行家”，还是懂专业的“专家”。

　　辞职员工被请回

　　“你们不想做，就给我滚蛋，要双倍工资，没门！”日前，北仑区大碶街道一模具厂老板赶到区劳资纠纷联合调解中心，拍着桌子对该厂打工者嚷道。

　　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小陈和3个老乡涨红着脸，正要上去和老板理论，被调解中心主任迟丛民拦了下来，“你们回避一下，我先和你们老板谈谈，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原来，那天中午下班时，厂里来了一辆送货车，老板让小陈等人卸货。小陈和老乡一上午劳动下来，早已饥肠辘辘，想想再卸一车货，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一生气，就不理睬老板。

　　老板见状大声责骂。小陈他们很恼火，决定不干了，因没签合同，便相约到区劳资纠纷联合调解中心求助。

　　“来，先喝杯茶消消气。办一个厂，管理那么多员工可不容易。”迟丛民热情地给老板倒了杯热茶，寒暄一会儿，见他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就开始向他解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告诉他现在找个好员工可不容易，得依法、科学、人性化管理，才能留心留人。一番话，说得那个老板频频点头。

　　接着，迟丛民做起小陈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作为员工不仅要学会依法维权，还要学会如何沟通，不要轻易放弃已经熟悉的工作环境，否则不利于将来发展。

　　经过这一番调解，双方释然开怀，竟互相说起自己的不是，并很快达成补偿协议。接着，老板请这些员工第二天回去上班，小陈他们满口答应：“我们不但继续做，还要干得更好。”

　　迟丛民笑着送走他们，又开始调解起新的纠纷案件。去年3月，北仑从区总工会、司法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共抽调4位骨干，组成区劳资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截至今年10月底，共接待职工2337批次，计6906人，立案并调解成功170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区涉及劳动争议的信访量下降70%，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数下降40%。

　　“劳动争议案件，如果不及时妥善解决，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行为。”身兼区总工会法工部部长一职的迟丛民坦言，专业调解委员会人员熟知各自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旦遇到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还可以一起商量解决，“实现优势互补，调解的力度与效率都要比以前提高很多”。

　　专业调解更权威

　　如今在北仑，遇到不同行业的矛盾纠纷，找专业调解组织调解，渐已成为人们的习惯。

　　“必须赔偿80万，如果不到位，那不是到医院来闹那么简单了，让那医生给我小心点。”近日，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一起医患纠纷时，患者童女士的亲戚一下来了8人，个个情绪激动。

　　原来，今年7月19日，童女士出现寒战、发高热等症状，被送往李惠利医院做手术，结果发现腹内有异物，竟是13年前手术时残留的纱布。

　　13年前，童女士因患急性胆囊炎到某医院住院治疗，后来就经常性腹痛。这么多年来，先后到多家医院就诊，始终没找出病因。

　　由退休医生、退休法官等组成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对此案非常重视，先后10多次到童女士的农村老家了解核实情况，收集证据。9月中旬，医患双方达成协议，医院赔偿治疗费、误工费、精神赔偿费等，共计37万元。

　　“经过这么多年，很多收据早已丢失，但这些老专家还是尽可能地给考虑了，甚至连这12年到医院看病的交通费都一一核算。”童女士的儿子李先生说，“我们一家是农民，不懂医学专业知识，原本只想着到医院去闹，讨个说法。如今，医调委把什么该赔，该赔多少，都一笔笔算出来，我们心服口服。”

　　“以前卫生局调解医患纠纷，因为身份特殊，很难得到患者信任。”北仑区卫生局干部傅旭东说，“由退休医生和退休法官组成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身份中立，有利于调和对立情绪。同时，调解人员都是各行各业的权威人士，也更令人信服。”截至今年9月底，北仑医调委共成功调处医疗纠纷85起，调解成功率98.5%，患者获赔174万元。

　　“专业化调解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快捷。”北仑区交警大队副队长张长苗深有感触地说，在北仑，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交通肇事纠纷多达数百起，处理事故、认定责任的工作量已十分繁重，再叫民警负责调解，实在是力不从心。2008年6月，北仑区第一个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交通安全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就形成“小事故快速处理，大事故法庭式调解”的快速处理新模式，并得到各方肯定，“就连保险公司也认可调解协议的效力”。

　　顺时而变显活力

　　传统矛盾纠纷基本上发生在邻里等熟人之间，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率较高。近年来，社会矛盾呈现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成因复杂化的新特点，医患、交通事故、劳资等带有行业性、专业性特点的新型矛盾纠纷不断增多。

　　在基层调解一线工作30多年的北仑区大碶街道司法所所长贺明海直言，人民调解一直注重强调乡土特色，多在群众身边发展人民调解员，如今已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老娘舅”队伍的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人民调解的作用发挥和自身发展，“大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威信不如以前”。

　　“人员调解的专业化，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提高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陆德兴认为，北仑区“1+X”人民调解模式，核心是“X”，它使人民调解实现工作人员职业化、工作领域专业化、工作机制社会化，从而在医患、劳资、交通事故、物业、环保等矛盾纠纷多发领域，有针对性地建起一条条更牢固可靠的“第一防线”。

　　北仑的专业化人民调解，也遇到不少问题。北仑区司法局局长陆亚芳说，目前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专业型人才的欠缺。“一个专家型‘老娘舅’，在解决矛盾纠纷时，必须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较丰富的专业知识等，这方面的人才本身就不多，而行业领域内的调解员往往身兼数职，精力必然受到影响。”

　　不过，采访中，很多“老娘舅”告诉记者，将于明年元旦起施行的《人民调解法》，使他们对人民调解的前景信心十足。该法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经法院确认将具备法律效力。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给予表彰奖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建国等专家也指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经费保障，是困扰新时期人民调解的两大难题。“现在这样，相信会吸引更多人才从事人民调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矛盾‘减压阀’的作用。”

　　省司法厅副厅长吴强军：现在的社会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很多专业领域，传统的人民调解很难进行有效化解，像北仑这样的专业化人民调解便应运而生，有着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推进行业性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是总结发展“枫桥经验”，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迫切需要，有利于发挥新时期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中的独特优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传统人民调解强调全覆盖相比，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更强调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