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以来,浙江相继推出公交提速、严查“中国式过马路”等系列治堵举措,打响五年治堵的序幕。即日起,本网推出系列报道“浙江治堵的‘头脑风暴’”,专访省内交通规划专家、高校知名教授、民间热心网友等,百家争鸣,探讨治堵的妙招。
人物名片:吴伟强,浙江工业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民进省委会会员。浙江工业大学绿色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08年起研究杭州交通拥堵问题,是省市多档民生栏目嘉宾,曾提出杭州应尽早规划第二条绕城高速。
浙江在线杭州5月13日讯(记者 潘杰)近日,杭州主城区体育场路、曙光路等陆陆续续装上了隔离栏,并用红、黄色块划定行人等候区,就连信号灯也更换为带字幕的一体化信号灯。
记者从生产该信号灯的富阳某企业了解到,这种3米一体化信号灯出厂价在5000-6000元,也就是说单一路口的更换费用至少4万。
“你说‘红灯停、绿灯行’的概念谁不知道?治堵要谨防这种拥堵经济学。”对于这些改变,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吴伟强称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他主张“治堵”要遵循交通本源,简化管理手段,科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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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路、中山北路口的一体化信号灯字母被挡难辨析
购车热最早2020年到达顶峰
轨道交通成网是“治堵”解药
吴伟强对市区道路的拥堵感始于2003年,此后十年,杭州主城区的机动车保有量从18.4万辆猛增至100多万辆。2008年起,这位主攻资源与环境管理的教授就带着学生蹲马路,数车流量、信号灯时间,并以人大代表等身份提了诸多意见。
只是,被采纳的意见并不多。
目前,包括杭州在内的多数大城市,道路资源增速远低于车辆增速。这种尴尬境况,通常被定性为导致城市拥堵的头号元素,解决方法多为尽可能开辟、新增道路面积。
吴伟强认为死守“增加供给”的思维模式无异于饮鸩止渴。他曾在2011年将杭州与北京、上海、香港的交通条件做对比,以公安部交管局评价的核心指标计算,杭州每公里汽车数量(63.85辆/km)不足上海(141.6辆/km)半数,每平方公里汽车数量(225.32辆/km2 )比香港(516.30辆/km2 )半数略多,总体条件最好。
强调车辆与道路矛盾的理论,站不住脚,且短期看来,购车需求始终凌驾于交通设施供给能力之上。吴伟强认为,每年仅留杭毕业生就有大量的买房买车需求:“乐观预计的话,杭州的购车高峰会出现在2020年,然后开始下降。”
体育场路每个主要路口都安装了隔离栏
当下,错峰限行等措施产生的副作用已很明显,即便限牌等举措在违背公平原则下推行都难有改观,关键要在交通体系内寻找平衡点。目前,浙江“治堵”首提的理念是公交优先。
吴伟强认为这种提法并不是唯一出路,更不能简单理解为让公交车先走,而是要着眼于立体交通体系的建设。比如公交专用道建设必然挤占社会车道,两者应作为整体评判通行效率,归根溯源还是在于统筹布局。
“我去过的大城市中,脱离轨道交通的治堵,没有成功先例。”他认为成网的地铁出行系统缓解城市拥堵的重点,杭州公交车系统、公共自行车系统也应基于轨道交通进行补充。
针对目前杭州公交线路重复率高、站点设置近的限制,他建议要精简优化线路,同时将淘汰线路用车配比至繁忙线路,提高公交专用道的通行效率。
化繁为简重拾路口“交通连续”
应修正过于重视安全的考核指标
留和路留泗路口,是吴伟强往返家和学校的必经路口。令他不解的是,这个远离城区、临近绕城高速的路口平时鲜有车辆右转,前两年却机械式设置了右转箭头灯。
慢慢地,他发现等待直行的车辆排起了长队。这个执着的公管教授不断地给交警提意见,直到近期右转指示灯才暂停使用。
“我一直建议很多路口,尤其是丁字路的右转箭头都该取消。或者是在早晚高峰时临时启用。”吴伟强认为杭州拥堵的根源就在于管理不力,除道路网级配比例颠倒、道路标记线背离基本原理外,信号灯配置过于繁复、机械化是造成通行效率极低的“瓶颈”。
目前,杭州道路格局以“方格网”为基础,路口多为“十字交叉型”,易引起车流冲突。吴伟强和学生实地丈量,多数道路每公里有5.56组信号灯,几乎每处斑马线都设有辅助信号灯。这就意味着路口连续性变差,容易出现路口堵点,从而在主城区形成“蝴蝶效应”。
他认为交管部门现行管理中过于依赖硬件设施,路口信号灯相位变换机械化、周期长,差异小。同时,普遍设置了右转箭头灯,非高峰时段车辆无冲突情况下造成等候延误。
这种现象与现行考核方法关系密切,正是由于主管部门考核时过于偏向安全指标,才导致交管部门管理中注重局部“有序”而忽视整体通畅,造成信号灯设置不合理、路口连续通行效率低下。
吴伟强认为对合格交通体系的评价应包括安全和效率、资源节约、环境美化与保护、文明行政等四方面。现行的“治堵”环境下,考核办法要重视道路通行效率,倒逼交管部门转变思路,重拾“交通连续”的基本原理。
他建议由政府、学界、第三方机构、市民组成评估机构,对杭州交通现有资源配置与管理方法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更新管理模式,预防相关部门随意决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