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延风]: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政府可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保证他们的投入、加强监管，使整个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提问]: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的“白崇恩”。我有一个问题，刚才顾教授提到了现在的支出是4300多亿，然后顾教授还提到做全民医保，但是全民医保的成本可能不能基于4300亿这个数字，因为这个4300亿是在没有医保情况下的支出，一旦有了医保，花费可能会有不同，我觉得估算全民医保的成本的话，可能还要做得更细一点，我不知道顾教授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

　　[顾昕]:谢谢清华教授和韩老师的提问。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核算，现有大家是花了4千多亿，现在想全民医保，把它保住，这是一个基础，你先保这这两条，当然任何全民医保体制，无论是什么体制，都有可能增加服务的利用率，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有病不去看了，当然花的钱就是4千多亿，如果有了医保，显然就不会是4千多亿了。

　　[顾昕]: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强调建立全民医保，主要是强调通过医保体系，形成一个第三方购买的机制。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购买者，可以运用各式各样的手段进行费用的控制，这些手段从专业上有很多。这些对于医疗卫生政策专家并不很困难。实际上他可以来控制这个东西。其次我们还可以在民众中引入，也能控制滥用医保的行为，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的基于这四千多亿来进行测算，但是我们假如在两种全民医疗道路上进行选择，一个是公费医疗，一个是医疗保险，公费医疗要保的可不单单是四千多亿，要保的会更多，而这些会更加不可行。

　　[韩俊]:下面请贝汉卫教授。

　　[贝汉卫]:我想简单的说一下人力资源的问题，从你们分析中，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社区、农村的医院中人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这个情况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所以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人力资源的开发，你一定要考虑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医疗人员？中国在公共健康系统中人员太少，需要训练他们。这些人员怎么分配？您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解决，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必须给出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贝汉卫]:我再说一下刚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朝哪个方向走？我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市场有它不足之处，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韩俊]:谢谢贝汉卫先生。

　　[国务院发展中心专家]:有这样一个问题，刚才高司长谈到“改革”，医疗体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患者，一个是医务。刚才说改革要惠于民，惠于患者，过去是惠于医。我有一个看法，任何事情也不能片面。如果我们政府这几年的投入真正是惠于医，那就不会由于医疗的紧缺，造成民“看病难”。所以我觉得今后的发展，可能要真正的研究，如何发展医院，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宾馆是盖了不少，高楼大厦盖了不少，但是盖了多少医院？我们可以数出来，每天医院的患者那么多，说明医疗资源还是紧缺，所以要让老百姓“看病易”，要加大医院的投入和建设，而且让医院的收入纳入正常的收入，因为投入太少，医疗人员肯定要想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从一面说，这个事情的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对医院的建设和医疗人员基本的保障要保证。

　　[国务院发展中心专家]:第二个谈到“两个方面”，一个“看病难”，一个“看病贵”问题，刚才谈了很多，我觉得“看病难”。“看病贵”怎么个“贵”法？我觉得这个要研究，就是“贵”的因素，我们把人为的因素抛开，药品的贵到底这个成本是不是这么贵，利润有多少？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核算，不能贵就是贵。现在世界上，国际上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么“贵”，咱们跟国际相比，和中国的设备医疗相比。我觉得在这方面更要冷静考虑，不能把钱给谁就解决了，关键加大医院的建设，加大医生的培养，加大为民服务理念的教育，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韩俊]:谢谢你的评论，我看你是为医院说了几句公道话。

　　[高卫中]:实际上惠医不是极端的。我有两句话，如果简单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医疗机构的全面发展，我们用适应国民经济水平的规模、数量、技术为群众提供适宜的服务，我认为这就是健康了。现在的问题恰恰不是这样，您的评论当中有一句话，我不太赞同，现在的医疗机构的局面，恰恰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不是因为政府把钱投给医院了，医院没用于群众服务的提供，用于自己盖大楼了，用于自己买CT、MRI，恰恰是因为政府投入不足，医院用非常大的能力去创收了，才造成无法控制这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