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13日讯 1911年的端午节，虽是初夏，但远在关外的呼兰县城，凉爽宜人。

　　而整个中国，则处于炽热的纠葛之中。此时，宣统皇帝与他背后的集团，正焦头烂额地寻着出路；而雄起的革命火焰又在各种流血和牺牲中，映照着黑暗的长夜。

　　然而，在这小城，没有几个人去管世态纷乱。县城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里，所有人正忙碌着。六十多岁的祖父张维祯和家人一起，迎接他的第一个孙辈。

　　一声女婴的啼哭，在繁忙的张家大院里，并没有显得格外嘹亮。当然，也不会有人意识到她将在后来的时代中，散发不同于他人的文学光华，又卷入不同于他人的命运起伏。

　　这个女婴，就是后来的作家萧红。当时，家人给她取名张迺莹。

　　2021年，又一个端午节到了。

　　曾被鲁迅赞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的萧红，诞辰110周年。她以31岁的人生，不到10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及未完成的《马伯乐》等近百万字的作品。

　　这几十年，不断有萧红的传记作品出炉，而最近被热议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萧红大传》。

　　就在几天前，《萧红大传》的作者季红真与国内数位学者为110岁的萧红而聚。

　　一位浙江籍学者的“梦魇”

　　曾经被误认为东北人的季红真并非来自萧红的故乡，她是浙江人，出生于丽水。

　　萧红这个名字，季红真最早是听父亲说起；读萧红，则是由鲁迅先生的作品开始。

　　季红真爱读书，父亲便给她一个建议：“你爱看书，你别乱看，你就把《鲁迅全集》看一遍。”之后，她就真把十卷本的《鲁迅全集》读下来了。如今回忆那段读书时光，她记得前面五篇古文虽然读得糊里糊涂，“但读得比较仔细，连注释都看了”，等读到杂文集里那篇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季红真人生中的萧红就迎面而来了。

　　鲁迅说《生死场》“力透纸背”，“这个词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就想知道如何力透纸背。”进入大学之后，季红真就借了《生死场》来看，“《生死场》把人生苦难写得那么淋漓尽致，那就是力透纸背。”

　　季红真说，萧红如同她的一个“梦魇”：“从青年时代这么压着我，笼罩着我，让我摆脱不了她。”而她，就在这种笼罩中，去寻找史料、寻访见证人，不断书写着真实的萧红。

　　是谁塑造了端木蕻良的形象

　　为萧红做传，自然免不了谈论她与几位男性的关系。

　　很多萧红传记将萧红与他们的感情处理得很符合大众的口味，“那就是两个渣男欺负一个弱女子，而且还是风华绝代的才女。”所以，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都说，她首先要翻翻季红真在《萧红大传》中如何处理这个所谓的“看点”。

　　季红真没有迎合。“尤其对于端木蕻良和萧红关系的处理，在萧红临终前端木蕻良的作为，《萧红大传》的处理很平情，不采用或者不只采用一家之言。”赵园觉得，如何不迎合又拥有广泛的受众，是一个学问，也是一种写作的技巧，更是一种叙事的态度。

　　萧红的故事，因“一家之言”，流传的谬误不少。

　　很多对萧红的回忆或者传记性的书写，出自左翼文学作家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认为——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对端木蕻良有一种偏见，无论是聂绀弩先生的那篇《在西安》，还是萧军嘴里说出的端木蕻良都将其指向了怯懦与自私的小人形象。

　　实际上并非如此。杨联芬说，她佩服季红真能将萧红自身的责任写出来。萧红少年叛逆，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她遭遇的种种，造成了她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是杨联芬的判断。

　　“端木蕻良形象的塑造，除了左翼同仁的不待见以外，萧红自身还是有责任，因为她老是怀疑端木蕻良自私会抛弃她，尤其在香港，她病了以后，当时香港沦陷，端木蕻良要出去找机票，又要找医院，还要找钱。出去半天不回来，甚至几天不回来，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用常人的经验去推测和判断。”从萧红自身的行为与端木蕻良并非圣人的身份来看，这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杨联芬说，萧红在之前不止一个场合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要是萧军在的话，萧军肯定不会抛弃我，如果我跟萧军说我需要他，萧军一定会回来。”

　　“这些话，对端木蕻良来讲是什么样的感受？端木蕻良完全可以负气出走几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过去，杨联芬说，这一切都被归咎为端木蕻良的自私狭隘，而原因在于：“我们过去传统的维护萧红立场来看待萧红生命中这两个甚至三个男性的时候，我们无意中还是在犯一种错误，我们把人看作一种全人，你是著名作家，你的道德也应该更好，你的考虑也应该更周全，其实哪里是这样，其实都是普通人。”

　　《萧红大传》还原了很多细节，比如，萧红刚刚对端木蕻良有所腹诽，甚至跟骆宾基这样一个外人讲很多不太得当的话，端木蕻良回来以后就去给她倒小便、倒痰盂，这些行为，显示他完全是一个很尽责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与端木蕻良有过交集，她透露了一个细节——上世纪90年代，她跟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牛汉先生去端木蕻良家约稿，牛汉趁着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给大家端茶的时候，俯下身子跟端木蕻良说：你写写萧红吧。

　　“在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三个人的关系当中，端木蕻良始终是被舆论谴责的，被那些同时代的左翼作家谴责的，但是端木面对这些谴责一声不吭，每到萧红的忌日自己默默写一首古体诗纪念萧红。”郭娟说，端木蕻良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她不是“作女”，只是在挣扎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萧红？

　　写过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萧红传记的萧红研究专家袁权觉得，萧红当年碰到的一些问题，或是困局，同样困扰着今天的女性，包括婚恋、贫穷、疾病，包括事业和家庭关系的困局。

　　在袁权看来，萧红的婚恋、花边，以及好多无稽之谈，都应该被忽略：“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她留下很好的文本，她留给我们的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些文字，当然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商市街》，还有经典的小说《小城三月》等等。”

　　几位学者认为，萧红的作品，犹如天籁。

　　说到“天籁”，杨联芬提到了萧红的处女作《跋涉》，这也是她和萧军第一部合作的集子。

　　《跋涉》有两位作家才华的高下。“萧军的自我感觉很不错，一直觉得他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他要做中国的大文豪。但是，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来讲，萧军的文学自我判断有一点过高，而且萧军的文字完全不能跟萧红比，萧红的才华，就是天生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的眼中，萧红继承了鲁迅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散文写作里面那种质感——原初的、带有元气的、本真的生命体验。

　　萧红的写作，植根在东北的黑土地里，但又跟中国的国难、中国的现代史很深刻地纠葛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奇迹”。

　　“她表现的是一个被囚禁在现代生活困境里的人如何反抗这种绝望，反抗这种奴役的生活，而且她呈现出个体的生命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她这个命运超过了意识形态的范围，更有深广的延伸性在里面。”孙郁说，这是萧红今天被我们不断言说、不断被叙述的很重要的原因。

　　不了解萧红的人，时常在一知半解中，觉得她是个“作女”，其实不然。

　　“人生活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文化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等等，人就生活在这里边，所以你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以后，你觉得萧红这就是一个作女。”季红真说，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她一路都在狂奔，都在挣扎，《生死场》是一部挣扎求生的书，到《呼兰河传》的时候已经接近她生命的尾声，《呼兰河传》是一部死亡之书，探讨生和死的问题。”

　　所以，面对萧红，如季红真所说——我们要把人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