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27日讯与海飞聊谍战文学，好像生活在无尽的回忆中

　　信仰与良知

　　挺立在每个

　　谍战

　　故事里

　　接头的时候，队友叛变了。

　　领头一枪除掉了他。这是一个7人地下特工小组。领头把枪丢给了我：你从现在开始，就是叛徒。话音未落，他自杀了。

　　于是，我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我有老婆，开了一个煎饺店，我不能再出现了，因为我不是我，我是另一个人，只能半夜偷偷去看，后来，我看到她要改嫁，那个人对她很好，但那个人，没想到是真正的叛徒。

　　海飞与赵晖合作，即将出版的新作《叛徒》里的一幕，让人感受到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革命英雄，内心强烈的纠葛。纠葛，来自信仰和良知。

　　作为谍战题材的高产作家、编剧，海飞的谍战世界早已自成体系。海飞说，畀愚写《叛逆者》很少在桥段上用力，“他写人，在那样的年代里写纠结的人生，会让人难过的。”面对生与死，面对信仰和背叛，面对亲人的离散，情感的纠葛，信仰还要不要坚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曾经抹去了人之常情，现在，革命人怀着普通人的内心，当代谍战创作更多描写人性内部的善恶之争。
　　革命中的爱恨情仇
　　让信仰不是一句口号

　　过去在黑白电影里，我们看到这个人跳探戈，抽雪茄，大概会想，哦，他是反派。如今，所有角色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活在市井生活里，都是普通人。

　　海飞、赵晖合著小说《琥珀》里的男主人公江枫，生活在1940年代杭州的拱宸桥畔，他的爱好是在运河里摸螺蛳，过着躺平的生活。

　　他把房子租给安娜和小欢母女俩住，交了一个教书的女朋友，经常站在拱宸桥上吹风——这当然和海飞在杭州生活了15年有关。

　　安娜突然失踪，留下被日军飞机炸断一只手臂的女儿小欢，从此杳无音信。房东江枫只得领养小女孩，带着小欢去上海寻母。

　　两人流落街头，相依为命，没想到军统人员发现两人后，让他们套用假身份，以一对父女的名义潜伏进汪伪政府的76号特务机构充当内线，并帮助他们剪除叛徒提供情报。

　　在76号内部，他们终于发现原来安娜竟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押往了刑场……

　　爱人同志、亲密敌人、欢喜冤家……爱恨情仇对于谍战片的“渗透”，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看点或增补文艺腔，更是借由情感叙事，让革命融于日常，让信仰的力量不再成为一句口号。

　　主人公与信念高度合一，绝对忠诚执行使命。但潜伏在敌方的英雄，往往会产生一种伦理危机。过去，这种危机总是被化解。常见的套路是：敌方对我方特工设下圈套，我方特工必然能识破敌人的伎俩……显然，自麦家开始的谍战写作早已打破了这种单一的谍战逻辑。

　　我们看到的是，潜伏者在信念与良知之间纠结、摇摆、选择。

　　“如果只是大义凛然地把她逮捕，那就没有任何打动人的地方，也不符合人之常情。他必然要纠结。想带着她逃离，甚至想抢夺飞机，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海飞说。

　　《风声》里，顾晓梦被李宁玉识破身份，李宁玉质问她忍不忍心，她哭着说“我只是在执行任务，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潜伏》中，余则成的身份被与他热恋的晚秋看破，他拉了晚秋的手并拥抱了她，旁白说“除了干掉晚秋，便只能作出这样荒诞的选择”。

　　余则成的行为，看起来很“幼稚”，他没有杀死晚秋，甚至还启动秘密交通站，把一个普通女子送到延安。但是，这也俘获了观众对余则成的喜欢——我们都不愿意幼稚的余则成变得冷静老道，杀死晚秋。
　　牺牲带来的信仰危机
　　最终升华了对生命的理解

　　很多人看谍战片时会猜，这个人的原型是谁。确实，海飞写过的人物里，可以发现很多原型，他们本身的故事，已经足够有分量。

　　比如宁波人朱枫。1949年10月，朱枫赴台，负责在台湾搜集情报的秘密任务。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朱枫与我党打入国民党最高级别情报人员吴石在台湾秘密会晤七次，获取那些极为重要的绝密情报。

　　一场变故突然而至。1950年1月29日晚，我党派往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投敌。他供出了朱枫，更供出了千余名地下工作者的名单资料。彼时，朱枫还没有离台。

　　吴石动用自己的权力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安排她搭乘军机飞赴舟山，这一举动无疑会保全同志，牺牲自己。

　　不幸的是，已飞往舟山的朱枫仍没能逃出，而吴石签发给朱枫的那张《特别通行证》，成为他“通共”的直接证据。

　　1950年6月10日，台湾马场町阴云密布。45岁的朱枫，穿着日常的小花旗袍，头发一丝不乱，死前高喊：共产党万岁。2000年，朱枫就义前的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而海飞以朱枫为原型之一的小说《捕风者》已经出版，如今剧改正在进行中。

　　说到谍战和信仰，我们经常会想到朱枫牺牲这样的画面，影视剧中也时常渲染“牺牲的瞬间”，至死不渝，大义凛然。但是，这一瞬间，从何发力，又最终降落在哪？

　　《潜伏》里的“左蓝之死”，已经成为谍战剧中的经典。

　　余则成的革命恋人左蓝牺牲了，那一刻，他一度产生了信仰危机。

　　余则成朗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次次重复朗读“死得其所”，为左蓝之死找到了比“人总是要死的”更高的意义。左蓝的死亡不再只是个体的、脆弱的、孤单的，而是被安置在绝大多数的人民中间。这一幕完成了对牺牲的坚强安抚、对信念的正面阐释。悲哀的主人公对生命的理解得到了升华，出自身心的真切体会。
　　历史下细节的再创造
　　人性挣扎才有信仰的坚持

　　在海飞的笔下，江枫在运河上行驶的一条船中，刺杀了毕忠良。《麻雀》中的毕忠良，《琥珀》给了他最后的结局——“枪声过后，他像一条鱼一样潜入水中。已经中弹了的他，身上的血水汩汩流进了运河的水中。这位热爱摸螺蛳的年轻人，最后是葬身水底的。”

　　《麻雀》糅合了很多原型人物。《旗袍》里的钱鹏飞，也融合了谍战龙潭三杰之一湖州人钱壮飞的故事。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钱壮飞值班。晚上九点多，机要员把一封电报交到他手上。这是一份武汉绥靖公署发来的“绝密”电报，而且，还专门注明“徐恩曾亲译”。接下来的短短十分钟，武汉方面又接连发来2封绝密电报。

　　出事了。他立刻破译这几封密电。第一封：共党情报机关重要负责人黎明被捕，已自首。第二封：要犯黎明即刻用军舰解宁，向总统面告共党机密。第三封：速派飞机将其送宁，希作接应。看到“黎明”这个名字，钱壮飞脸色陡变。

　　黎明，本名顾顺章，他要是叛变投敌，整个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全部地下组织无疑是命悬一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将处于危险之中。

　　而此时，留给钱壮飞的时间只有不到48个小时了。

　　“历史事件本身，只是截获了情报。但在文学的再创造下，触动观众的是，情报要不要送出去？送出去也许就要牺牲至亲的人，怎么办？”

　　海飞经常会想起安娜走向刑场时的内心独白：我亲爱的小欢，原谅妈妈此刻的决定，你长大后就会明白，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妈妈只能奋不顾身，给你争一个安宁的明天。

　　“翻开《琥珀》，我就会觉得，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时常生活在无尽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