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旁起义纪念馆    三门县委宣传部供图

　　[印记名片]

　　亭旁起义纪念馆，位于三门县亭旁镇杨家村，原为宁海理民分县县丞署，后改为亭山高等小学。1928年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被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

　　为继承先烈遗志、教育后人，1993年，三门县政府建立亭旁起义纪念馆，免费向全社会开放。该纪念馆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馆藏百余件革命文物，先后被命名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等。

　　[红色意义]

　　亭旁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动的数百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产生了广泛的革命影响。这次起义爆发在革命低潮时期，是中共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的一次伟大实践。在亭旁起义的影响下，革命意识落地生根。1949年2月，亭旁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一举解放三门全境，使三门成为解放大军渡江前浙江省第一个解放的县。

　　亭旁镇，距离三门县城南约10公里，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活跃着早期的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挽救革命，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紧接着，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之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相继爆发，亭旁起义就是众多武装起义中较早的一次。

　　早期组织活跃

　　宁海（当时宁海县为台州行政辖区，亭旁隶属宁海）早期党组织非常活跃，这主要来自上海的直接影响。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蒋如琮、俞岳、林淡秋等宁海籍青年纷纷进入上海大学求学，他们深受瞿秋白、邵力子、邓中夏、张太雷等导师的影响。1925年，蒋如琮、林淡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宁海旅沪学会”，创办会刊，传播进步思想，为宁海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6年夏，蒋如琮、林淡秋、俞岳等回乡成立“消夏社”，在宁海县城创办宁海中学，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并以此为掩护建立宁海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宁海中学支部。后来，因遭右派破坏，宁海中学被迫迁至海游。

　　1927年5月，中共临海特别支部委派林迪生来宁海负责党的工作。同来的还有共产党员邬逸民、许杰等。其间，经林迪生介绍，亭旁的包定、叶信庄等也来到宁海中学工作，两人来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中共宁海临时县委成立，邬逸民任书记，包定等为委员。1928年初，中共亭旁区委、珠岙区委、海游区委相继成立。

　　根据中央、省委把复兴和发展革命事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的指示精神，宁海临时县委决定，在坚持宁海中学这块核心阵地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

　　县委经分析研究，认为亭旁地处三县交界，山区多，反动派驻军远且少，就把斗争重点选在了亭旁。包定、叶信庄的工作重点随之转移到了家乡亭旁的党团发展和农民运动上。

　　农民运动勃兴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了暴动指挥中心——浙东工农革命委员会，制定《浙东暴动计划》《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1928年3月14日至16日，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会议，与会代表10人，包括台属六县的宁海县委书记卢经训和温岭县委书记管容德。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

　　1928年3月24日，省委通过《关于台属六县的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要求台属各县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农民斗争，“由农民的游击战争、乡村暴动达到割据的前途”。希望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春荒”时节，发动农民斗争，以便很快发动游击战争。

　　为迅速开辟革命根据地，包定等人以教师为职业、小学为据点，发动青年组织“壁虎社”“穷人会”进行革命活动；开办平民夜校、干部训练班，利用“狮子会”“茶灯会”“剧社”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对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培育农运骨干。

　　在党组织领导下，农运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27年农历10月底，三门首个农民协会在包家祠堂诞生，此后亭旁“五庄”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为维护农民利益，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

　　1928年清明节，南溪土豪梅长恕为霸占族田，举枪逼吓敢于揭露其劣迹的地下党员梅其慎，开枪打伤梅其慎左臂。被激怒的百余名农会会员，在梅其彬、梅其广兄弟的带领下，携带枪械，包围了梅长恕的宅院。

　　梅长恕出逃后，去了劣绅任升初家，他们发电报向国民党政府告发，称“党匪枪弹穿其门壁如蜂窠”。这成了亭旁起义的导火索。

　　5月中旬，区农会的平粜决议也遭到了地主富豪的顽强抵抗，他们藏谷不售，使农民籴不到谷。已经觉醒的农民们，愤怒情绪也愈来愈强。

　　亭旁起义爆发

　　起义原计划在秋收时节举行。1928年5月15日，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到宁海巡视。他看到亭旁农民的高昂情绪和斗争积极性，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决定召开起义预备会议。

　　5月20日夜，由包定主持，在谷仓岭集中了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约250人），举行起义预备会议，讨论提前起义事宜。会上决定，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总指挥；拟定了起义的总纲领和口号；要求各区分头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武装农民还乘夜进行了军事操练。

　　5月22日晚，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于次日夜继续行动，将除地主豪绅“任家三害”作为游击战争的第一步。

　　除“任家三害”行动，打响了亭旁起义第一枪。

　　5月24日上午，管容德、中共宁海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包定在南溪召开亭旁党团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总务、财务、运输、交通五部。

　　5月25日晚，大雨如注。224名武装农民再次集中在丹邱寺，以30人编为冲锋队，一连为主力连，其余按营、连、队、组编制，归总指挥部指挥。

　　5月26日，亭旁武装农民正式举起义旗向亭旁进军，当地土豪劣绅闻风逃遁，未经战斗即占领亭旁，追随前来的群众有千余人。起义部队以红布为号，干部左臂缠红布，战士大襟挂红布条，齐集城隍殿举行大会。

　　大会上，县委庄严宣告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镰刀斧头大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升起。

　　斗争火种不熄

　　亭旁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密令省民政厅暨省防军严缉围剿亭旁红军。

　　亭旁起义失败后，敌人对参加起义的党员和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地主豪绅反攻倒算。

　　亭旁起义领导人、进步人士被迫异地斗争，他们就像点点星火，四处燃烧。包定、陈祥在天台，梅其彬、杨毅卿、包昭光在临海，任畴在绍兴，梅其广、叶信庄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蒋如琮偕许杰经上海前往南洋吉隆坡。俞岳、柔石等人也远赴他乡，继续他们的进步事业。

　　1929年3月，时任天台县委书记的包定和时任共青团天台县委书记的陈祥一起赴杭向省委请示工作，在武林路被捕。叶信庄、梅其彬、任畴、包昭光、梅其广等亦先后在各地被捕，几经辗转，均被囚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坚持斗争。1930年,他们先后遭到枪杀或折磨死于狱中。年纪最轻的包昭光仅19岁，年纪最大的任畴也仅32岁。

　　血染沙场时，他们义无反顾。包定在松木场行刑前，大义凛然，慷慨赋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