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迁”一词，在中文语境下，人们常常将其与量子力学联系在一起。“量子跃迁”是指从一个能量态到另一个能量态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粒子（例如电子）状态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的非连续性（或者说离散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源自于物理学领域的“跃迁”概念，与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包括创新经济学研究领域）使用的“跃迁”（leapfrog）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在英文语境下是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来描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概念在提出背景上的差异。其次，量子力学中的“跃迁”可以是从一个能级向更高的能级跃迁，也可以是从一个能级向更低的能级跃迁；而在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研究领域，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我们所关注的状态变化大多是那些从低水平、低能级、低级阶段向高水平、高能级、高级阶段的变化情形，因此“跃迁”就被用来表征从低水平、低能级、低级阶段通过跨越一些发展阶段向高水平、高能级、高级阶段的非连续性变化。当然，这两个“跃迁”概念在某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它们的基本含义都涉及状态变化的非连续性。

　　经济发展与产业变革中的跃迁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历程，它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大缩短了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当时有大量的研究力图探讨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通过努力来迅速地追赶那些先发国家。

　　由于国家的经济追赶，在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在经济体系的生产率提升以及在关键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上，因此在经济追赶视角下，不论是来自于学术界的研究者还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对于跃迁现象的关注最终会落在如何通过生产率的提升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建立起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价值链环节。

　　不过，尽管后发经济体在发展和追赶进程中理论上是存在着从低水平跨越式地发展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但由于经济体系在发展状态上具有一定的惯性和途径依赖性，因此经济体层面的发展过程基本上还是具有更为明显的连续性特点的。所以跃迁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层面更多地用来表达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上的高速度。

　　真正体现出发展状态的非连续性变化特征的跃迁，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追赶这两个典型情境，而这两个情境在很多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通信产业技术标准也出现了从1G时代到5G时代的迭代演化，后发状态的国家可以利用技术跃迁所产生的机会，跨过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从相对落后的状态直接进入到较为前沿的技术代际，韩国以三星公司为代表的发展历程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跃迁式发展特征。中国在消费支付领域从以前的大量以现金作为交易工具，快速地跨越欧美国家以信用卡为主要工具的阶段，大规模地使用了移动在线支付。

　　实现跃迁式发展的前提条件

　　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技术追赶，跃迁并非能够自然而然地产生，它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从以往的国家、地区以及产业包括企业跃迁式发展的经验来看，以下一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不论是在企业还是产业层面，乃至于国家层面，跃迁的底层基础是能力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能力的有效发展，跃迁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其次，效率对于后发者的跃迁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后发者而言，他们在初始阶段存在着一系列的劣势，因此如何高效率地将资源投入转换成产出结果，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考虑到追赶和发展在当今时代越来越依赖于创新驱动，对于那些试图采取跃迁策略的后发者而言，另辟蹊径也就成为提升追赶效率的重要方向。那些成功地完成技术和经济跃迁的后发者，几乎都在不断探索与先行者不同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与此同时，采取开放式创新策略，有效地利用来自于外部的创新资源、先进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也是提升追赶效率、实施跃迁的重要手段。

　　再者，后发者的跃迁，还需要结合自身的本土化特点，来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策略。例如中国在高铁、新能源汽车、消费互联网等领域的跃迁式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市场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这包括庞大而且高度细分的本土市场、完备而高效率的产业链。

　　由于产业政策在以往全球各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通常认为产业政策对于产业技术和经济实现跃迁具有较大影响，这也是后发国家在产业发展中大多会采取较为主动的政策设计的原因。不过，政府在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上的能动性，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尤其是在支撑跃迁式发展上，主要目标是弥补市场制度在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追赶上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

　　【作者为浙江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