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市城西街道九龙学校开展篮球特色体育大课间展示，该校初中部全体学生参加。

　　“双减”后，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轻，不用在各个校外培训班“赶场”，周末也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当昔日快速的节奏放松下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日渐凸显。  

　　近日，本报联合浙江省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联合发起“‘双减’后，亲子关系调查”。9658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家长参与本次调查，通过他们的回答，“双减”后的亲子关系在一项项数据中被初步勾勒出来——补上“亲子陪伴”重要一课的家长们发现，亲子关系开始“升温”。而拒绝“剧场效应”，也正让家长们的教育焦虑逐步“退烧”。

　　长期改革已现短期成效

　　“‘双减’后，你觉得自己面对孩子学业时的心态有变化吗?”“‘双减’后，亲子互动是否增加？”……在过去的一周里，为了调查“双减”后的亲子关系，我们向全省各地正在经历“双减”的家长们发出了这份线上调查问卷，重点关注家庭教育问题。

　　参与调查的家长们，有21.61%来自城市，22.53%来自城镇，55.86%的家长来自农村。他们中，48.91%的孩子正就读于小学中低段（四年级及以下），21.34%的孩子已是小学高段（五六年级）学生，还有29.75%的初中生。妈妈们参与调查的热情更高，占72.84%，而来自爸爸们的声音为27.16%。

　　“从调查结果来，56.67%的家长认为“双减”后，自己面对孩子学业时的焦虑感明显下降或有所下降。还有55.36%的家长认为自己与孩子的亲子互动比“双减”前明显增加或有所增加。而因为亲子互动的增加，42.92%的家长觉得自己跟孩子的亲子关系更亲密了。”浙江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研究员吴思孝分析，这一次调查的结果，与他平时从事家庭教育工作中的感受非常相似。总体来说，“双减”对家长的焦虑情绪和亲子关系改善已经初显成效，但更多的成效体现还需时间来证明。

　　长三角家庭教育智库专家、金华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吴惠强教授的观点与吴思孝相似，他同样认为调查数据所显示的变化，正说明家长们对“双减”政策总体持积极态度。实际上，从今年8月底到10月底，吴惠强也着手对嘉兴、杭州和金华三地3000多名小学和初中家长进行调查，结论与本次调查也比较相近。

　　“空余时间”，仍需多方努力

　　“双减”后，如何安排孩子们学业负担减轻后的“空余时间”，成为家长、学校等多方关注重点。吴思孝说，在本次所有的调查结果里，这个问题的数据让自己眼前一亮：“双减后”，超过70%的家长没有用非学科类培训班填满“双减”后的空余时间，而是选择跟孩子在一起度过。“家庭教育本身就是孩子成长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曾经，因为过重的学业负担，一度已经被不少家长所忽视。如今，‘双减’正悄悄给家长带来变化。”  

　　如何安排孩子“双减”后的“空余时间”，依然是不少家长最为犯难的问题。在问卷调查的最后，我们请家长们写下自己对“双减”的感受。“‘双减’后，学业负担轻了，但如何才能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好课余时间成为父母的难题，希望能有相关的指导。”马女士的女儿在杭州一所公办小学读六年级。自从女儿上小学后，一家人就鲜有没有培训班的完整周末。但如今，突然空下来的周末也让马女士有些无所适从。“毕竟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期，不知如何安排才更科学、不浪费。”

　　而家住青田农村的董先生也有相似的困惑，“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又忙于生计，亲子互动一直不多。如今孩子在家时间多，但正处叛逆期的孩子并不愿意多跟父母相处，自己又不知道如何改善，只能干着急”。

　　“调查结果也显示，5.79%的家长认为自己比‘双减’前更焦虑，还有6.75%的家长在亲子关系一项，选择了‘双减’后亲子关系反而更紧张。”吴惠强说，这跟他们对“双减政策”缺乏全面了解因而产生过度担心，及家长对“双减”后孩子课余时间安排缺乏科学思考，也没有得到学校及社会更为具体的帮助与支持有关。

　　“减轻学业负担，不代表减去父母的责任，与之相反，它考验的正是父母的家庭教育智慧。”在浙江开放大学王定珍副教授看来，“双减”后，许多父母亟需补上“高质量亲子陪伴”这一课，但这不能仅凭家长自身力量，更需要家校社三方联动起来，助力家长提升科学育儿素养。

　　在我省，已有多地正在进行相关探索。上个月，浙江省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在浙江开放大学成立，目前已通过统筹整合全省开放大学、社区教育机构及其他工作资源和力量，构建省、市、县（市、区）、街道（乡镇）四级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体系。而金华教育学院则联合金华市妇联、金华市教育局、金华市民政局和金华市卫健委等单位部门成立了金华家长大学，并计划组建家长大学讲师团、开发一系列家庭教育家长读物等。

　　政策“补课”，让优质资源更普及

　　为了让这份调查能够更加精准，吴思孝还从不同学龄段、父母不同角色、城乡差异等维度，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细化分析。“从爸爸妈妈的参与调查比例就不难看出，在日常家庭亲子关系中，妈妈的参与度明显高于爸爸。但从调查结果来看，爸爸的心态要比妈妈更淡定。尤其是城市里的爸爸，在双减后，心态更为放松。而城市妈妈对于儿童学业焦虑的缓解最低。”吴思孝说，这也让他开始思考，如果我们在家庭教育指导中，能更注重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指导，或许能让更多爸爸更投入到家庭教育中，而爸爸们更为放松的心态，也能对妈妈们的焦虑情绪起到正向引导作用。

　　更多的家庭教育细节，也得到了调查数据的印证。“作为一个二胎妈妈，我对‘双减’的感受比较两极。小学二年级的小儿子正是‘双减’的受益者，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面对初二的大儿子时，我又很焦虑，主要担心学业负担减轻后，中考成绩不理想。”杭州家长夏女士的矛盾心情，正是本次调查结果的一个缩影。

　　“小学中低段的家长，在‘双减’后焦虑心态缓解更为明显，但不少小学中高段、初中生家长都表示焦虑程度跟‘双减’前差不多。”吴思孝分析，小学中低段学生尚未面临升学压力，所以“双减”效果立竿见影。但对于小学中高段和初中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双减”配套政策。例如，优化高中段学生招生比例等方式来拓展学生升学渠道等。而另一方面，也需要职能部门保持教育政策的相对稳定，并尽可能让优质教育资源更为普及化。

　　“破解沉疴非一日之功，作为一项长期的重大教育改革，‘双减’如今尚在‘治标’阶段，想要‘治本’，任重道远。”吴惠强说，尤其是做深做实家庭教育，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联动，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