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是东亚及东南亚窑业的重要师承

　　人们或许会认为，在宋元明中时期，龙泉青瓷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力是因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主角的地位获得。然而，探其究竟，这种影响力的形成还包括龙泉窑制瓷技术的持续对外传播，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虽然，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仿制中国陶瓷的历史悠久，但诞生了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哥窑及龙泉青瓷的龙泉窑，应当是他们最重要的师承。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的能工巧匠通过学习以龙泉窑为重点的中国制瓷技术，并结合本国文化，创烧出了许多名品，形成了一定的瓷器生产力，并能与中国瓷器争夺市场份额。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在其与浙江省博物馆沈琼华合作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故宮博物院》2019年第7期）一文中就指出：12至15世纪的数百年间，龙泉青瓷行销亚、非、欧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成为时尚，而且影响了各地的陶瓷生产技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龙泉青瓷的使用、模仿，使龙泉青瓷既成为当时的文化共识，也开启了龙泉青瓷的全球化时代。

　　一、龙泉窑制瓷技术对外传播的缘起和原因

　　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龙泉地区烧造青瓷器至迟在唐代已成规模，虽然这个时期以模仿越瓷为主的龙泉窑远不如同在浙江地区的越窑影响大，但这并不影响其制瓷技术在国内外的交流。也正是因为这种交流的不断加强，使得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后来居上，成为浙江及至全国陶瓷界的一颗明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在《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5卷第1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南方各地、东西伯利亚、日本列岛发现的上古制陶技术，大约是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以后渐次向周边传播的，而并非各地各有源头，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陶瓷生产技术自创始之日起已处在一个对外交流的进程之中。”龙泉窑作为“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窑口，在制瓷技术向周边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定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而到了宋元明中，它的身影也逐渐凝实，最终成为传播的主要对象。

　　龙泉窑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窑业（乃至更广阔地区窑业）的重要师承，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龙泉窑在南宋时期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期，并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其制瓷技术与工艺生产水平走在全国窑业的前列，产品已成业界标杆，自然成为中外陶瓷界争相学习模仿的重要对象。龙泉窑最大的成就突出表现在薄胎厚釉技术及独特的造型和装饰手法上。特别是在南宋中晚期创烧出的龙泉青瓷梅子青釉与粉青釉，恰如“雨过天青云破处”，那抹天青与翠色美得令人窒息，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令世人叹为观止。

　　二是龙泉窑生产的龙泉青瓷在宋元至明中时期已成为最受欢迎、外销量最大的陶瓷商品，其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极高的经济利益使得各国陶瓷行业人员千方百计学习借鉴龙泉青瓷生产技能，以图能在各自的国内生产出堪比龙泉青瓷的瓷器。

　　三是宋元明中时期，中国各朝政府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古代制瓷工匠四海为家的胸怀秉性，为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基础、提供了现实性与可能性。中国制瓷技术不断流向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缘相近，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周边地区。

　　二、龙泉窑制瓷技术成为该地区窑业模仿与创新的重要样板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制瓷技术最早流布的地区自然是东亚和东南亚。在这些地区，龙泉窑制瓷技术应该是多方向先后流向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缅甸等地。

　　1、龙泉窑制瓷技术在朝鲜的传播

　　一衣带水的朝鲜，是最早获传中国青瓷技术的国家之一。在统一新罗晚期（约9世纪末到10世纪初），曾在中国为官的朝鲜武官张保皋通过直接从浙江带回大批越窑工匠的方式进行移地生产，出品了与越窑青瓷风格极为相近的“新罗青瓷”。被张保皋带去的窑工，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全是越州越窑工匠，定然不乏同样能烧制越窑风格瓷器的附近龙泉窑工。

　　10世纪后的高丽王朝，正是两宋战乱时期，不少窑工为了避难，也来到了朝鲜。此时，偏安一隅的龙泉窑正渐露头角，青瓷产品开始大量输入周边地区，当然也包括朝鲜。受龙泉青瓷的深刻影响以及在中国窑工的推动下，朝鲜青瓷开始呈现深沉的绿玉式格调，刻划花以菊花唐草为主要装饰纹样，造型以典雅清秀取胜，形成了闻名遐迩的“高丽青瓷”。

　　到12世纪初，高丽青瓷釉色进一步综合了龙泉窑等中国名窑口的工艺特色，生产出了近似于龙泉窑梅子青、艾叶青、粉青、天青、月白等色的产品，并在其后创烧出了翡翠色调美丽绝伦的“高丽秘色”，被南宋太平老人撰写的《袖中锦》评为天下第一。不论此书权威与否，至少说明高丽秘色的质量已不输国内名瓷。与此同时，高丽青瓷在前期师承中国青瓷创烧技术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独有的镶嵌青瓷、青瓷铜画、铁花青瓷、画金青瓷等品种，于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前半期达到空前的全盛期。

　　2、龙泉窑制瓷技术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对中国制瓷工艺的追求与朝鲜相比毫不逊色。日本陶瓷的制作技术最早应该是从朝鲜间接获得的。其后才通过派遣使者来中国陶瓷产地学习或邀请中国陶工前往日本等方式传回中国的制瓷技术。

　　当龙泉青瓷横穿出世后，有着浓郁东方文化底蕴的日本人对龙泉青瓷的那一抹天青表现出了强烈的喜好。于是，日本人从多渠道求购龙泉青瓷，使龙泉青瓷在各种流入日本的陶瓷中成为主流。

　　刘珊珊在《中国古代瓷器和制瓷技术在东亚的流布》（《光明日报》2022年06月30日）一文中披露：“12世纪中期至14世纪流入日本的则有龙泉窑及同安窑系青瓷、福建黑釉盏出土。龙泉窑此时的出土情况呈现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占所出土中国陶瓷器总数的50%。”

　　日本著名陶瓷专家森达也在与他人合作的《中国青瓷对日本陶瓷的影响》（《紫禁城》2019年07月78-99页）一文中指出：“中国青瓷一直是日本陶瓷生产模仿的对象，尤其是龙泉窑青瓷，甚至可以称为日本人最喜爱的中国陶瓷。被列为日本国宝的中国瓷器总共有8件，龙泉青瓷独占三件！”“不仅如此，这些龙泉窑青瓷还对同时代的日本陶瓷产生了强烈影响。”

　　南宋后期龙泉窑所生产的高档粉青瓷在日本尤为珍贵，被称为“砧青瓷”（注：“砧”是一种把布变柔软的木制工具）。在日本有大量南宋砧青瓷名品流传至今，被各寺院、官府、大名家以及茶师们的后人传用。而元代至明初所生产的龙泉窑青瓷，由被称作“天龙寺船”的日本贸易船运到日本，因此被称为“天龙寺青瓷”。

　　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随道元禅师来到宁波天童寺，在中国学习了5年制陶技术，当然也包括龙泉窑制瓷技术。归国后在日本的尾张、濑户烧制黑釉瓷，也就是“濑户烧”原型，加藤四郎也被誉为日本的“陶瓷之祖”。森达也在上文中继续写道：“在这个龙泉窑青瓷传入日本的全盛时期，濑户窑在仿造中国其它名瓷的同时，对龙泉窑青瓷的仿造也达到了顶峰。但由于灰釉陶（原始青瓷）技术尚无法做出完美的仿造品，因此濑户窑的工匠们在器形和纹样上独辟蹊径，造就了与龙泉窑青瓷有着相当迥异质感和风格的产品。”

　　日本正式的青瓷生产始于十七世纪。江户时代（一六〇三年〜一八六八年）早期濑户窑和日本另一名窑美浓窑还在生产仿龙泉青瓷的陶瓷器。从江户时代中期到后期，以京都为中心的关西地区所生产的青瓷以模仿明代龙泉窑青瓷釉色的产品居多，即主要生产“梅子青”釉青瓷。

　　正如日本友好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延伸一下中岛健藏先生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龙泉窑的影响，也很难说明日本的陶瓷艺术。

　　3、龙泉窑制瓷技术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瓷业发展与中国陶瓷业息息相关。由于毗邻中国，从中国直接邀请制瓷工匠去越南传道授业、开窑制瓷就变得更加方便。复旦大学教授、中国陶瓷学家沈岳明从《“龙泉天下”到“天下龙泉”——元明时期龙泉窑对外输出方式的变革》（《博物院》 2020年第6期）中披露：“以东南亚一带的越南、泰国为例，除了龙泉青瓷外，当地还出土或出水了相当数量的仿烧龙泉青瓷，其产品从造型到装烧工艺，甚至包括细节处理，都与龙泉青瓷别无二致。在越南北河府安越县的一个窑场之中有一块碑上刻着 ‘滨陶舜器’字样，与龙泉窑特有的‘河滨遗范’字款具有相似的内涵与意义。所以，种种证据都表明，当时必定有原在龙泉烧造瓷器的窑工迁徙到越南，并利用当地的资源继续生产相似的瓷器。”

　　在越南的李陈朝时期（公元 1010— 1400 年），宋朝的制瓷技术传到越南，越南陶工开始广泛运用支钉和匣钵，原料则从中国进口高岭土。在这些条件下越南已能烧出十分精彩的莲纹青瓷。越南人十分珍爱,将青瓷称为‘玉釉瓷’。明马欢著的《瀛涯胜览·占城条》（占城大致在今越南）载:“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甚爱之。”说明当时越南民众对中国龙泉青瓷非常喜爱。

　　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吴潼、詹嘉在《14—17 世纪中国陶瓷对越南文化的影响——以制瓷、饮食和社会民俗等为例》（《美术大观》2019年12月15日）一文指出：“此时越南青瓷产品有明显的仿龙泉窑迹象，如青釉双鱼纹洗。

　　此洗圆口折沿，通体青釉，转折釉薄处出筋，釉面开片，洗底模塑鱼形纹饰，双鱼展鳍摆尾相向环游。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看，都与龙泉窑装饰风格一脉相承，甚至似其翻版。龙泉窑产品于元明时远销东亚、西亚、东南亚，为占市场份额，越南陶工大量仿制，采用中国图案，从侧面反映出越南制瓷业以中国模式为主体的倾向。”同样，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陶瓷业将龙泉窑作为重要师承对象的意愿和做法。

　　4、龙泉窑制瓷技术在泰国的传播

　　泰国在汲取中国制瓷技术特别是龙泉窑技术方面也不甘落后。13世纪初期,泰国素可泰王朝开始模仿生产中国瓷器。梁燕理、肖波在《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在泰国大城王朝的传播及影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04期）一文中指出：“大约在1350年至1356年之间，浙江陶工渡海南下抵达泰国在宋卡洛建窑，大量生产龙泉窑风格的青釉划花瓷器。”这里指的“浙江陶工”基本上应是龙泉窑陶工。

　　原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朱杰勤教授在《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世界历史》1979年02期)一文中也印证：“14世纪中期,龙泉青瓷器已输泰国，泰国人大为欢喜, 因此,王朝又派使团到中国邀请龙泉工人,中国工人挟技术而来,推动了泰国青瓷的生产。”泰国生产的瓷器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还畅销东南亚其他国家。

　　南京艺术学院傅云仙在《中国古代陶瓷和烧造技术在泰国的传播和发展——以素可泰窑和宋卡洛窑为例》（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3月）一文中也表示：“龙泉窑青瓷的主要特点是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釉色纯净、肥厚、滋润,胎体坚致厚重。代表器型有大盘、大瓶、高足杯、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纹饰以青釉(粉青、梅子青为典型)的滋润丰厚、淡雅柔和取胜,元代中期以后又发展出印花、贴花、镂空、露胎粘花等装饰手法。浙江陶工在宋卡洛窑生产的青釉陶瓷与龙泉窑风格基本一致。”宋卡洛瓷器深得泰国人民的喜爱,是泰国皇室和贵族收藏的珍品。仿龙泉瓷的宋卡洛瓷除了供泰国之需外,还大量外销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成为驰名东南亚的陶瓷器。

　　三、对龙泉窑的模仿与创新，其本质是对龙泉青瓷文化的欣赏与认同

　　上述对龙泉青瓷的模仿和创新，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依样画葫芦，能模仿多少算多少。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模仿的前期，比如越南和泰国的青瓷产品等；

　　第二种，是因本地胎釉等原材料不同或因青瓷技法还未完全学会，难以完美仿造的情况下，当地工匠在器形和纹样上独辟蹊径，创出“与龙泉窑青瓷有着相当迥异质感和风格的产品”，如日本濑户窑前期产品等；

　　第三种，是以龙泉窑技术为核心，结合中国其它名窑口的技法，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烧出更加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新产品，如朝鲜高丽青瓷等。

　　伴随着龙泉窑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热销，世界各地对龙泉窑的模仿与创新在宋元至明中期间达到高潮，这其中，也映射出人们对龙泉青瓷文化内涵的欣赏与钟爱。王光尧在上文中就讲到：“尤其是越南、泰国、缅甸、伊朗、中东、埃及和日本、英国、韩国等地，都曾仿烧过龙泉青瓷，……这种模仿的背后是当时从东亚到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以及后来的英国，对来自中国的龙泉青瓷及龙泉青瓷所代表的瓷器文化的认同……和共同的文化追求。”与此同时，龙泉窑在为世界陶瓷业作出巨大贡献、造福人类的过程中，也从原来的“天下龙泉”，真正走向了“龙泉天下”。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中，最有纪念意义，最感人心魄的篇章。

　　由于全面的学习与创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制瓷业不断进步，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成为中国瓷业重要竞争对手，同时也相互促进了各自瓷业的发展。

　　（作者：王剑波 作者为龙泉市青瓷宝剑研究院顾问。）

　　相关论文：

　　1、《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探源》在《浙江日报》2017年08月14日第11版（整版）发表；

　　2、《寻觅宋元海上丝绸之路财富源头——兼论丽水龙泉及瓯江两岸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地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0月18日第3版以及《人民论坛》、人民网发表。

　　3、《明代早中期龙泉窑瓷业产销量仍冠绝中国瓷界》2022年5月4日在浙江在线及《丽水日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