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前，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忙什么？

　　他们用什么壶喝酒，穿什么衣见客？

　　不上班的日子，他们看什么书？钻研什么事？

　　那些宋人们用过的物件，生活过的痕迹，有意无意地被一一保留下来，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山绿水间的考古遗存。

　　每一件文物的亮相，都是文化和精神的实证。

　　今天，我们追寻宋韵，探求在它的浸润之下，那些当下生活中所呈现的美好。它从哪里来？它又领着人们往哪里去？

　　比如这一城山。

　　就拿凤凰山一带来说，月岩、“忠实”摩崖、圣果寺遗迹……这些吴越国至南宋的诸多石刻与造像，当你站在它的面前，曾经与它相伴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来来往往的人群，立刻在脑海中得以重新构建。

　　比如这一面湖。

　　在宋代，它疏浚的目的不是要打造成风景名胜，但如苏轼这般的地方官员，为它清淤疏塞，筑起一道长堤，而后了有今天的“苏堤春晓”。

　　山水之间，宋韵的过去与现在，比比皆是。

　　本期读本，我们走进浙博、国丝、浙图、天一阁，走进几件宝物背后的宋韵——

　　一部宋刻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254篇墓志铭、神道碑、传记、行状中，有怎样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又有怎样的司马光、苏轼、朱熹？

　　一只南宋龙泉青瓷凤耳瓶。它出入了哪里的门庭，又代表着怎样的时尚情趣？

　　一件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它展现了怎样的女性审美，背后又有哪些蚕桑往事，以及高度发展的缫丝与纺织工艺？

　　在专家口中，这些留存至今的实物，作为重述故事的主角，当我们探寻往事之时，它们也在回望存世千年至今的影响。

　　我们向全社会发出邀约，一起去访问与解答，将宋的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镶嵌于一个波澜起伏的情节当中。

　　每一件镇馆之宝，都有它独特的亮相方式，如果打动了你，不妨重拾剪报的爱好，这将是一部由我们共同完成的特殊的“宋韵纪录片”。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浙图宋刻本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推荐人：浙江省图书馆馆长 褚树青，古籍部主任 陈谊

　　宋代历朝名臣传记在这里

　　宋代是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代，宋版书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宝，明清时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

　　当时的浙江地区是全国刻书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资治通鉴》《鱼玄机诗集》等，都是宋代浙江刻书。

　　大名鼎鼎的《四库全书》，7.9万卷就藏在浙江图书馆，除此之外，馆里还有不少宋元刻本，都收入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比如《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又叫《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编者杜大珪是南宋中期四川眉山人。

　　这本书收录了宋代历朝名臣的传记，包含墓志铭、神道碑、传记、行状等文章254篇，展现了宋代“国朝人物之盛”。其中欧阳修的文章36篇，其他如范仲淹、范镇、王安石、宋祁、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朱熹等人的文章，数量不等。

　　有部分文章仅存在本书中，比如卷七范镇的《宋景文公祁神道碑》一文记录了宋祁的遗言，《宋史》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

　　嘉祐六年（1061年）夏，宋祁临终前对弟子范镇说，希望死后不受赠与、不为子孙求恩荫、不请谥、不立碑等，范镇将遗言转告朝廷，朝中诸公“相顾戚然”，体现了宋祁清廉为官的气节。

　　这些内容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是本书的独特价值。

　　宋刻本《名臣碑传琬琰集》在海内外有多个藏本，浙图这一藏本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第一册封面有一个红色木戳印章：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孙仰曾家藏。

　　这是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书被送到京城的标记。研究四库学的专业术语，叫“进呈本”，就是说《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的。

　　清代中期，这套书流传到孙仰曾家。

　　孙仰曾是杭州人，父亲孙宗濂是有名的藏书家，家中有藏书楼，名为“寿松堂”，其中有不少宋元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11年），为修《四库全书》，乾隆下诏向全国征书，浙江献书数量为全国之最。孙仰曾也拿出了200余种藏书。

　　晚清时孙家后人孙峻也是爱藏书之人，曾帮助丁丙编撰《武林坊巷志》《武林掌故丛编》《善本书室藏书志》等。战火中损毁的文澜阁重建后，孙峻就在文澜阁掌管图书，直到清朝灭亡。他还著有《文澜阁志》。

　　战乱中，“寿松堂”藏书也损失十之八九，《名臣碑传琬琰集》也遗失了。孙峻后来找了回来，十分惊喜，请人特意画了一幅《岁暮归书图》，俞樾、丁丙、张宗祥等人先后有题咏，俞樾在诗中记录了这套书的坎坷命运。

　　今天，这套书收藏在浙图善本书库中，书前附有一张“善本书简表”，注明了收购价是3000元，时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

　　保国寺大殿

　　宁波保国寺

　　大殿的营造法式

　　◆推荐人：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 徐学敏

　　“刻”入柱子的工匠智慧

　　宋代也是中国建筑技术的成熟时期。北宋崇宁二年（1103）李诫奉旨编修《营造法式》，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建筑技术著作，被梁思成称作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文法课本”。

　　今天我们见到的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比《营造法式》诞生更早90年。1961年，它与另两处宋代遗存（六和塔、岳飞墓）共同被列为浙江省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保国寺始建于东汉，北宋祥符年间僧德贤主持重建，世人称之“昂拱星斗，结构甚奇”。后来不断扩建了祖堂、朝元阁、净土池等建筑。今天能看到的大殿主体绝大部分保留了北宋原构，比如厅堂式构架、藻井、四段合瓜棱柱等，完全靠斗拱和榫卯衔接，与《营造法式》如出一辙，是宋代官式建筑的鲜活样本。

　　《营造法式》是在喻皓《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喻皓是宋初活跃在开封一带的浙江工匠）。作为当时建筑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营造法式》汲取了不少江南工匠的经验。保国寺大殿属于厅堂式构架体系，今天还可以看到《营造法式》记载的多种建筑技艺。

　　比如“藻井”。

　　这是一种遮蔽建筑内顶部的、呈伞盖形的建筑构件，由细密的斗拱承托，一般有绘画等装饰。

　　在后来的建筑中，藻井通常放在主佛像的上方，但在保国寺，藻井位于主礼佛位的上方，不仅具有建筑空间处理上的意义，更蕴含了人文理念，即“建筑应为人所用，人的活动空间在建筑中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与宋代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有着某种关联。

　　再比如“拼柱”。

　　宋代中期，建筑大兴，生态资源有压力。粗壮的木料需要从福建甚至很远的地方采购运输。于是，工匠们用若干小材木料，以卯榫、楔等方式加工合成，外表加以装饰以从视觉上呈现整柱。《营造法式》就中有“两段合”“三段合”“四段合”等方式。

　　距离保国寺10多公里的天一阁，保存了一本《营造法式》（影宋抄本）。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天一阁范氏进呈了600多种书，其中就有《营造法式》。

　　浙博之宝

　　阿育王塔

　　◆推荐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 黎毓馨

　　雷峰塔下的秘密

　　北宋开宝五年（972年），雷峰塔开始营建，直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竣工。但落成一年后，主持修建的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就降宋了。

　　其后的岁月中，西湖南岸夕照山上的这座建筑饱经沧桑：北宋末年，外围木构建筑被烧毁；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重修一新，再逢盛世；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大举进犯，杭州被围，雷峰塔遭受了第二次火劫，仅存砖塔心。

　　1924年9月，雷峰塔倾圮，犹如西子姑娘断其一臂，“雷峰夕照”景观不再。

　　70多年后的2000年3月，重建雷峰塔计划正式提上了议程。当年12月，雷峰塔遗址第二阶段考古发掘工作开始，经过7个多月的时间，确认了约4000平方米的范围。

　　2001年3月，地宫被开启，出土了铁函，内藏金棺供养佛螺髻发的鎏金银阿育王塔，通高35.6厘米，基座边长12.5厘米。被发现时，舍利塔底部水锈斑斑；而上半身光彩熠熠，完好如新，展现了当时精美的制作工艺。

　　2001年7月，考古专家们在对雷峰塔出土的众多残碑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南宋古籍《咸淳临安志》上记载过的《华严经跋》残碑实物，上面留存有162字——钱俶自称平生虔诚向佛，不敢将“佛螺髻发”这样的舍利圣物私藏宫中，特意在西湖之滨建塔供养，取名“皇妃塔”。

　　根据考证，“皇妃塔”正是雷峰塔。

　　钱俶作为吴越国王时，效仿古印度阿育王造塔，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八万四千小塔，外表涂金，俗称“金涂塔”。不同的是，雷峰塔中的这座阿育王塔用了更为高级的银作为材料。整座银塔精美绝伦：四角的山花蕉叶上面，有佛传故事画面十六则，四面的浮雕则记录了佛本生故事，集中展示了释迦牟尼的生前善行。

　　考古学家们透过塔身的镂孔处，清楚地看到了里面的黄金棺。如果将这个塔看作是银椁，加上里面的金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金棺银椁”了，是瘗（yì）埋佛舍利的最高规格。但出于文物的保护目的，至今专家还没有取出金棺。

　　如今，雷峰塔新塔落成后，“只替游人管夕阳”的雷峰夕照景观得以恢复，游人在茂林修竹之间登塔，眼看湖光山色，耳听净慈寺的晚课晨钟，人处其中，超然物外。

　　南宋龙泉 青瓷凤耳瓶

　　浙博宋瓷

　　龙泉青瓷凤耳瓶

　　◆推荐人：浙江省博物馆陶瓷部 杜昊

　　花器是家家户户的日用品

　　这件凤耳瓶是1983年在松阳县西屏镇道班工地出土的，现藏于松阳县博物馆，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正在省博“碧玉流光——龙泉青瓷制釉技艺古今对比展”上展出。

　　它身形优美，拥有黄金比例，胎质精良，釉色绝佳。这种长颈瓶，在汝窑、南宋官窑中多有发现，但以贴塑手法，将凤或鱼作两耳者，仅见于龙泉窑。

　　南宋龙泉青瓷凤耳瓶的造型由宋代流行的纸槌瓶演变而来，纸槌瓶就是花器。

　　宋人追求雅精的品质生活。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提到“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凤耳瓶正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而这股潮流是由皇室引领起来的。每逢花季，临安后苑都要“妆点一新”，用名贵的器皿簇插珍品牡丹等鲜花，陈列于宫禁，供人观赏。

　　士大夫也是以插花为时尚。就连文人出游，桌几是一定要带的，因为要“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寻常人家也爱插花。

　　《夷坚志》提到一名爱花成痴的女子：“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周五家，有女颇美姿容，尝闻市外卖花声，出户视之，花鲜妍艳丽，非常时所见者比，乃多与，直悉买之，遍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目不暂释，”

　　路边小店也以插花为装饰，杨万里的诗有写“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

　　在这样大的需求之下，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制作技艺更是登峰造极，生产技术和审美品味和谐统一，类玉的质感达到妙若天成的艺术境界。

　　釉之青色，也并非单一，些微之差就是变幻万千：薄胎厚釉的烧制技术，使得龙泉窑创烧出了粉青、梅子青的经典釉色——这件凤耳瓶，更是以其温润如玉的粉青釉和青绿莹润的梅子青釉，令人叹为观止。

　　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国丝绸衣

　　彩绘花边

　　◆推荐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赵丰

　　宋代女生穿得很时髦

　　这件距今800年的单衣，来自南宋的皇室贵族命妇黄昇，当时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尤其是精美绝伦且数量繁多的丝绸衣物。

　　但这件单衣1975年10月出土时，已处于病危状态，直到40多年后，才被周旸主任领衔的科技人员唤醒。

　　青春重返的单衣，全身轻薄通透，唯一的装饰就是衣襟处的印金彩绘花边了。这个花样不是织出来，是邮戳一样印出来的。这种装饰技法，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已经出现，但到了宋代才重现生机，成为独具魅力的装饰艺术。

　　一起出土的，还有12件未曾使用的花边，可见当时已经有专门的店铺在销售各式各样的花边，女生们按喜好买来，缝缀到衣服上，就是一件私人定制。

　　从款式上看，这件单衣是褙子。抹胸加褙子是宋朝女性最典型的装束。褙子，直领对襟，两腋开衩，衣裾短者及腰，长者过膝。褙子“不制衿”。衿，是“系衣裳的带子”。

　　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女生习惯上身穿一件抹胸，外面套上一件褙子，不系带，不扣纽，内衣也略为外露。没错，按宋朝人的时尚，女子的抹胸是可以露出来的，所以宋人对抹胸也极讲究。

　　在宋画里，无论是宫廷里的嫔妃、宫女与乐伎，还是仕女，“通国皆服之”。不过，有时她们也会在衫子里面，缀上一层衬里，做成夹衫的形式。在炎热的夏天，女性的褙子往往是半透明的薄纱罗，双肩、背部与小半个胸脯在朦胧的罗衫下隐约可见。要想织成这样高级品种的纱罗，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缫丝、并丝、捻丝、络纬的每一道工序都显得极为复杂。这件单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宋朝在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整个工艺体系已经获得了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