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高度，折射城市跃迁

　　第一高楼，不仅标记了天际线，更展现着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不久前，杭州西站投用“满月”，历经了新一轮线路加密。与这座新一代高铁枢纽一同加快嵌入城市的，还有那座规划中的第一高楼：高达399.8米的“金钥匙”，2028年建成时，将问鼎杭州之巅。

　　这是又一个城市中心的崛起。

　　从西湖文化广场环球中心的170米，到钱塘江畔“杭州之门”的310米，再到云城“金钥匙”的399.8米，这3个高点，分别呼应着“西湖时代”、“钱塘江时代”、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发展格局，折射出杭州作为新晋特大城市的新型空间格局——“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

　　屡屡刷新的杭州高度，即将花落城西科创大走廊，是否预示着杭州在后工业化时代，即将发起迈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跃迁？

　　刷新天际线

　　见证城市发展格局演变

　　为什么第一高楼往往都是地标？因为摩天大楼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符号，是技术实力、经济繁荣程度的象征。

　　世界第一高楼的变迁，折射着全球发展格局的演变。早在19世纪末，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个城市耸立起来，彼时美国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在随后近100年里，世界第一高楼屡屡易主，但几乎都落子美国。直到1998年，马来西亚吉隆坡耸立起452米的石油双塔，标志着亚洲国家接过了世界第一高楼的接力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报告显示，中国拥有世界40%的超高层建筑，150米、200米、300米以上的建筑数量都位居全球第一。上海一直是中国“天际线”的代表性城市，高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也标注着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城市高度。

　　“杭州第一高楼位置变迁，与城市发展空间拓展、新的城市中心崛起保持一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吴可人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是杭州的“西湖时代”，最早的一批高楼，如电信大楼、杭州大厦、杭州大酒店，都在武林广场和西湖文化广场一带。

　　本世纪初，杭州拉开了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序幕。

　　2002年，杭州市对城市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首次提出“城市东扩、跨江发展”。同年，钱江新城拔地而起，这里高楼云立，刷新了天际线，成为了城市格局变迁的产物。

　　时间来到2017年，杭州城市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原来的“跨江发展”变成了“拥江发展”。

　　这一年，杭州重新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位于钱塘江南岸的钱江世纪城，与北岸的钱江新城，一同被确立为杭州城市新中心。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年，杭州世纪中心开建，被称作“杭州之门”，将杭州建筑高度拉升至310米。

　　由此，杭州第一高楼完成了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的交接。

　　第一高楼还见证了杭州新的城市格局演变。

　　“这里会有一个高楼群。”在杭州云城项目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带领下，记者来到杭州西站北面，眼前建设中的云城北区金钥匙综合体建筑群，由5栋建筑大厦组成，其中最高的塔楼名称为“金钥匙”，高度为399.8米，那是杭州今后的第一高楼。

　　今年广泛流传的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结构示意图显示，位于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云城、未来科技城，曾被标注“中心”二字。杭州市相关部门透露，这份示意图并非最终规划。不过，大家都渐渐意识到，继“西湖时代”“钱塘江时代”之后，杭州城市发展已然多了一个新中心。

　　可见，杭州第一高楼的位置变迁，的确与城市发展格局之变相呼应。这些第一高楼，也见证了杭州向特大城市的跃升。新世纪以来，杭州市区面积从683平方公里，扩增至8000多平方公里，完成从“三面云山一面城”到“一江春水穿城过”的蜕变，跃升为长三角区域陆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竖立风向标

　　承载新旧动能转换之变

　　第一高楼，承载的还有新旧动能转换之变。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杭州西湖东侧不少高楼上的旋转餐厅，是以旅游资源推动城市发展的缩影。如杭州大酒店曾在顶楼设置旋转餐厅，顾客可以一边用餐、一边远眺西湖。然而，2018年，在杭州“拥江发展”高歌猛进之时，这个杭州最高的旋转餐厅，戛然停转。

　　“第一高楼属于高强度开发，必然需要高能级的产业去匹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规学委会委员汤海孺认为，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单一的旅游资源难以支撑城市快速发展，亟需引育高能级的产业。

　　本世纪初至今，杭州上演的第一高楼变迁，承载的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的杭州之变。

　　在钱江新城富春路两侧，自东向西分布着一座又一座总部楼宇，集聚了大量总部经济、金融产业，催生了一座又一座税收“亿元楼”。“上城正在打造全省首条税收‘百亿大道’。”杭州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富春路2公里为轴线打造的这条“百亿大道”，将把每一座大楼打造成“高产楼”，成为杭州新的增长极。

　　作为杭州城市发展的第二个中心，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正在形成近2000万平方米的楼宇产业空间。基于领跑全国的楼宇规模，杭州今年首次提出“楼均论英雄”。而浙江省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就要以这些楼宇为载体，建设国际金融科技创新高地。

　　当然，第一高楼所承载的新旧动能转换之变，并不局限于有限的楼宇空间之中。它就像一根高耸的“磁铁棒”，吸引着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集聚，推动着一个个新增长极的崛起。

　　杭州一直在上演着这样的故事。伴随着“跨江发展”，杭州高新区（滨江）快速崛起，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物联网产业重要发源地；伴随着“城市东扩”，杭州打造了城东智造大走廊，筑牢了杭州实体经济的铁柱钢梁；伴随着“拥江发展”，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快速转型，成为“中国视谷”核心承载空间，将塑造国家经济地理新地标。

　　如今，第一高楼这种风向标意义，将在杭州继续上演。

　　“杭州向西发展，加大了创新驱动的城市新中心向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既是无形的，也需要一个标志性的物理高度，来承载和提升相关功能。”汤海孺说，未来399.8米的“金钥匙”，将依托西站，融合站城一体化开发的规划设计理念，集聚大型企业总部、未来产业等，成为发展的又一制高点。

　　事实上，“金钥匙”即将打开的是通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未来之门。按照浙江“十四五”发展规划，“金钥匙”所在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将作为主平台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这是一个“面向世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动全省”的创新策源地。

　　反思“高楼热”

　　城市地标并非越高越好

　　高楼，一定越高越好吗？眼下，全球都在反思。

　　自2010年以来，迪拜哈利法塔定格了828米的世界最高纪录，今后恐怕也鲜有挑战者。这样的超高建筑，造就令人赞叹的天际线，却难掩破坏自然人文景观、影响城市“小气候”、维护成本高、能耗大等缺陷。如哈利法塔在夏天制冷需求最高峰时，就需要约1万吨冰块融化所提供的制冷量。

　　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中国一直在促进建筑低碳发展。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这是短短2年内，国家层面第4次限制新建高层建筑的政策，也昭示着我国城市“不断攀高”已成为历史。

　　杭州的楼宇高度并不拔尖。就像吴可人说的那样：“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西湖、大运河这样具有传统历史风貌的区域，宜构建与传统形态和功能相协调的尺度，多在城市环境上动脑筋，多在城市宜居上想点子。”

　　事实上，杭州对高楼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还曾降低各种第一高楼的“身高”。

　　2002年，位于西湖文化广场的环球中心开始施工。起初，这座杭州市中心第一高楼的高度，比170米还要再高一些，符合塔楼的“黄金比例”。但是，从西湖远眺环球中心方向，塔楼太高显得突兀，因此适当降低了高度。

　　2007年，原浙大湖滨校区塔楼，也就是“西湖第一高楼”爆破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杭州首个港资打造的商业综合体嘉里中心。这个新综合体第一版方案给出了85米规划高度，遭到全面反对。一年后，将高度下调到了56米，依然没有过关。即使最终改到了48米，也经历了数年的论证和反复确认。

　　2020年，杭州版“限高令”发布，当年出台的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发展实施导则中，对沿江新建建筑高度有了明确要求。而在杭州各界，也一直存在保护城市通风廊道的呼声，呼应了杭州相关规划中对限高的重视。

　　“打造城市的天际线，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区位和历史文化保护、西湖景观保护、机场限高等因素。”汤海孺说，高楼的投入与产出也存在边际效应，不同城市的边际效应也不一样。他表示，杭州在总体城市设计中，通过整体谋划，明确了建筑高度分区和地标建筑区域，努力形成疏密有致、错落有序的城市天际线，为防止片面追求高度、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一定探索。

　　随着“第一高楼”持续降温，各地还能在地标塑造上创造什么样的“封面”形象？

　　杭州或许能试着给出一个答案。“西湖一直是杭州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天然地标，既独具韵味，又别样精彩，具有启示意义。”汤海孺说，从良渚古城遗址，到京杭大运河，再到奥体的“大小莲花”，这些杭州的地标，联通古今、连接世界，一定可以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第一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