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赴浦江 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追忆宣传人徐利民的故事

　　徐利民在上山考古遗址公园A馆讲解。照片由浦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编者按：11月16日，本报刊发的《做一粒好种子——追记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利民》的长篇通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许多读者、网友为徐利民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情怀和精神所感动。本报记者再赴浦江，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追忆徐利民的感人故事。

   11月18日的浦江，寒雨霏霏。

　　辗转了一夜，周卫红早早起床。临出门前，她又折回书桌前，拿上两份报纸。

　　今天是丈夫徐利民离开两个月的日子，她要去看看他。

　　“都是写你的，你好好看！”三尺新坟前，周卫红摊开报纸。她摘下眼镜又眯起眼睛，细细看了一眼上面的配图。

　　这两个月，周卫红的视力老化严重，只有这样才看得清楚。照片上，徐利民依旧露出他标志性的温暖的笑。

　　这位勤勤恳恳的宣传人，一辈子都在拍照，可极少把镜头对准自己；一辈子都在写，却一定没想到，现在自己成了文字的主角。

　　未完待续的“春天之约”

　　走进上山遗址博物馆，迎面是一堵墙，墙上挂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2019年5月，徐利民出任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

　　今年7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青田县召开，原本并没有涉及上山文化的内容。徐利民觉得这是让全球认识上山文化在农业领域重要意义的一次良机，和相关部门争取到了一片120多平方米的展区，并立即和同事一道赶到青田布展。

　　就是这么一片展区，从一段300多字的前言介绍，到布展照片的选择，徐利民和上山遗址管理中心的几名干部来回打磨了十多遍。在他眼中，关于上山文化的每一个字，都要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020年初夏的傍晚，文化遗址联盟成员、龙游县博物馆馆长雷栋荣在博物馆门口遇上了风尘仆仆的徐利民。

　　他是来龙游开会的，还没来得及报到，就先来了博物馆。

　　临近闭馆，两人并没有逛得很细致，但徐利民在荷花山遗址展区前看得特别仔细，还主动提出加微信，说以后多联系讨教。

　　业内都知道申遗是很难的，在自己任上就完成几乎不可能，甚至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看到结果。可徐利民甘心做一个扎扎实实打地基的人，一手画出15年的“申遗与建设路线图”，联合上山文化遗址联盟的4市11县共同申遗。

　　建章立制、经费列支、人员安排……其中的繁琐可想而知。可回过头来看这三年，雷栋荣却没有觉得特别辛苦：“感觉是徐部长一直带着我们往前走。他事事亲力亲为，让我们也充满了干劲和希望。”

　　徐利民的工作笔记中，留着一个未完待续的“春天之约”：他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教授约定，2021年的春天，要一起走遍“上山文化”的遗址。这一年，徐利民如约陪陈同滨走完了18处。这以后，上山文化又新发现了2处遗址，原本可以下一个春天再约，但遗憾的是，徐利民再也不能赴约了。

　　曾经为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良渚古城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做过保护规划的陈同滨，被徐利民对上山文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他一直在为上山文化发声，让社会各界来关注、认识上山文化的价值。”

　　“特别是这几年，上山文化在植物考古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之后，我们曾共同相约要将上山文化推向世界，且可为之付出余生。可没想到，他居然先走了。”陈同滨对徐利民的逝世深感痛心和遗憾。

　　仙华山上“抓大鱼”

　　1990年的浦江治平乡，村民们总能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

　　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他叫徐利民，在乡里做计生工作，可更喜欢“爬格子”。

　　徐利民经常晚上在办公室“开夜车”，写好了又一字一句誊写清楚，拿到县委报道组“投稿”。报道组组长洪新年惜才，把他调到身边。于是，计生干部半路出家，成了舞文弄墨的人。

　　徐利民话不多，但有双“新闻眼”，遇事爱琢磨。浙江日报金华分社总监徐晓恩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徐利民很神秘地要带自己爬山，说“山中有大鱼”。到了仙华山半山腰的仙华村，他得意地说，“这里空气好，环境好，来了很多上海人。城里人爱住农家房，肯定是新农村的新趋势！”

　　现在，民宿经济已经不新鲜了，可在当时，绝对是件新鲜事。有关仙华山农家乐的报道不断刊出，不仅打响了当地民宿知名度，还让更多老百姓接触到了这项新生事物，纷纷试水。直到现在，仙华山依旧是热门民宿打卡地。

　　要干成事，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74岁的朱玉堂说自己是个大老粗，可徐书记的这番话，他到现在都记得。

　　那是2008年春天，徐利民还在虞宅乡担任党委书记，朱玉堂刚当选村委会主任没几个月。徐利民把全乡19个行政村的支书、主任集中到党校参加培训，内容是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

　　“晚上住在党校里，我们以为没课可以打打牌了。没想到，徐书记赶到党校，跟我们聊学习心得，谈怎么创业富民，谈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朱玉堂说，三天的培训住了两个晚上，都被徐利民用来“加课”了，“他告诉我们，村里的发展是‘然’，这些理论政策，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然’。”

　　徐利民总自称新闻人。他说，新闻人是有信念的：真诚的文字有力量。

　　2021年开春，徐利民给金华日报原党委书记、社长陈东打电话：“浦江发展走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能不能一起策划一组述评，解放干部思想，推动浦江奋起？”

　　由几名金华日报骨干记者和浦江县委宣传部、浦江融媒体中心一批同志组成的微信群，成了那段时间陈东手机里最热闹的所在。

　　徐利民不断“喂料”、启发讨论，大家对每一个数据反复核对，每一个观点仔细推敲，对文字则一段、一句、一词、一字地抠，往往讨论到深夜。后来，这组旨在找出问题、对准方向、唤起斗志、凝聚人心、启发创新的《奋力赶超 干在今朝》系列述评，不仅在浦江形成了巨量传播，许多在外乡贤也都参与其中，为浦江经济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

　　大雪天里的不速之客

　　徐利民对身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总是自己带头干，不知不觉中，大家都被他感染了。

　　见到石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石学强时，他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有些破边的A4纸：“听到徐部长走了的消息，我想着一定要写点什么来纪念他。我知道自己写不好，但是我要把我认识的徐部长记下来……”

　　2016年的春节，浦江大雪，村子被封。

　　早上8时不到，正组织村民扫雪的石学强发现队伍里多了几个人，原来是联系石宅村的徐利民带着几个干部赶来了。

　　那天，大家一起扫了3个多小时的积雪。路通时已近饭点，村里想留他们吃饭，他们却穿着被汗湿的衣服回程了。

　　自此之后，石宅村就认徐部长，大小事情都会找他商量。

　　石宅村有近800年的历史，村里老宅多。前些年，为了村容村貌有新变化，村民们集资修整祠堂，里里外外刷上油漆，好好的老建筑少了点古韵味。

　　徐利民带村干部去周边古村参观。石宅人豁然开朗：原来可以“修旧如旧”！这之后，村里重新铺上了青石板路，村里四个大厅堂得到了保护修缮，村子被评为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

　　虞宅乡农办原主任张海平对徐利民印象最深的就是四个字：饮水思源。

　　十多年前建水库，不比现在，很多事得自己动手，跑工地是家常便饭。“海平啊，我们上山。”这是当时徐利民的口头禅。“他不像领导，更像是我的战友、搭档。”山坞人迹罕至，人手一副手套、一把柴刀，没有路就劈出一条路，饿了吃饼干，渴了喝山泉水。夏天，徐利民戴一顶草帽，仍被晒得黝黑，有村民说：“这哪是干部，分明就是农民。”

　　两年后，深清源水库建成，当地十几个自然村都通上了自来水。

　　浦江县委财经办副主任黄青青刚到县委办不久就在徐利民手下写信息。

　　稿子写得不好或者不到位的时候，徐利民会批评她，但是批评归批评，改稿改到再晚，徐利民都是耐心地等，细心地改。一开始黄青青也会不耐烦、发牢骚。“做任何事，都要认真，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岗位。”在徐利民的指导下，黄青青的稿子质量越来越好。

　　一转头，若是报送的信息得到了批示、受到了肯定，他又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表扬。“徐主任就是这样，他总是不断培养提携我们年轻人，在他眼里，我们的进步甚至比他自己的进步更开心。”

　　让美变成生产力

　　女儿徐子涵上大学时，徐利民给她手写了一封家书。林林总总的人生经验里，有一条让当时的她眼前一亮：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徐利民似乎总有这种发现美的能力。

　　他喜欢收集各种有特色的石头，2019年，从县委办调任县委宣传部时，徐利民送给县委办副主任杨远航一块石头。那是他爬山的时候捡的，从一侧看像一个母亲怀抱着孩子，另一侧看像一个老人头像。“徐部长希望这块石头可以帮助我多角度思考，在工作中拓宽思路。”杨远航说，这块石头他一直摆在办公桌上。

　　也是在那一年。春节前，徐利民特意请来一位书法家朋友，到办公室给大家写春联。

　　“整个楼层都是红色的春联纸，每位同事都排队领祝福，开心得不得了。” 县委办工作人员金丹丹至今记得那天的徐部长，他一直在现场“维持秩序”，向每个人拜早年，感谢大家这一年的付出，还一再叮嘱，“要开开心心工作，更要开开心心生活”。

　　那一天，徐利民是带着限量版的“幸福”和“团圆”回家的，他把这两张红纸贴在了大门两边，还拍照发到了群里。

　　甚至在2021年春天，浦江县委四套班子的成员集体起了个大早——凌晨3点，他们一道出发看日出。

　　看日出的地点，就是徐利民选的。在这之前，他已经自己去过一次，拍了很多照片回来。

　　到了目的地，大家才明白，徐利民张罗着这一次出行，不仅是为了“团建”增加凝聚力，更是想用这样一次特殊的现场办公，发动他们头脑风暴——浦江的这一片美景，怎样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

　　你看，他不仅有发现美的能力，还总想着让美变成生产力。

　　嫁给他，不吃亏

　　嫁给徐利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周卫红“吃亏了”。

　　那是1997年，徐利民还只是个从乡镇调到县委报道组的农村小伙。

　　可就是这个土里土气、一穷二白的小伙，打动了她。在周卫红眼里，他踏实认真，工作一板一眼，见面就腼腆地笑；他淳朴真诚，家里修建新房，默默来帮忙，闷着头搬砖、刷墙，不嫌脏也不怕累；他温暖善良，老外婆外地口音，说话经常“鸡同鸭讲”，可他有耐心，一坐就是半天……

　　这些年，徐利民几番升迁，成了县里的“大领导”，大家都说周卫红可以“享福”了，可她回头想想，反倒觉得自己亏大了：

　　之前，只要县城有集会，村里人都往城里跑，一待一天，经常错过饭点。在虞宅乡当书记的徐利民，就会张罗着把乡里来赶集的人喊回家吃饭，一坐就是两三桌，等着周卫红“开饭”。

　　每逢下乡调研慰问，徐利民总是要在口袋里塞一叠钱，看到谁家困难，就悄悄掏出来。反倒对自己节俭得很，买了套新西装也不舍得穿，“等重要日子再说。”

　　还有一次，徐利民出差回来，喜滋滋讨表扬，“我今天做好事了。”原来，下高速时，他遇到两个陌生人，听说对方汽车没油、钱不够，就掏了600元钱给对方。周卫红觉得好气又好笑：“怎么会有人被骗了都不知道的。”

　　徐利民翻出对方一定要自己存下的号码，“怎么会？”

　　周卫红抢过来拨，果然是空号！徐利民这才回过味来，有些沮丧。可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心起来：“万一呢？600块钱也不算多，万一他们不是骗子，我不就帮到了两个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的傻事，徐利民做过好几次，从不长记性，“他就是这样，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忍不住要去帮一把。”

　　现在，徐利民走了。很多人来送他，很多人用各种形式表达对他的思念和敬意。

　　这些人，有些是周卫红认识的，更多的，是陌生人。

　　她说，老徐应该感到欣慰了。

　　她说，仔细想想，嫁给他，还是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