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肾脏移植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吴云（化名）失眠了，“我特别想念他，总觉得是他在冥冥之中，来帮我。”
吴云想念的他，是三年前意外离世的老公程军（化名）。当年，她在挣扎和纠结后，在老公的《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没想到，三年后，她成为严重肾衰竭患者，作为捐献者的配偶，吴云优先获得肾脏移植，少等候了一千多天。
程军的爱，被用另外一种形式，传递给了吴云。
突发脑溢血，他走得猝不及防
11月24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移植中心，36岁的吴云在等候两个月后，获得匹配肾源，成功完成肾脏移植手术。这意味着，她可以摆脱每周三次的透析，渐渐回归到正常生活。
除此之外，作为捐献者的配偶，她被减免了移植肾脏的的器官获取费用，医保报销后，吴云只需承担几万的医疗费，这个收入微薄的家庭，不至于被压垮。
这个时候，吴云尤其怀念离开她三年的程军，“我从来没想到，他当年不仅救了其他陌生人，三年后，还来帮了我和孩子们。”
程军和吴云的老家距离杭州近千公里，两人多年前到浙中地区打拼。
2017年，吴云生下小儿子后回到老家带孩子，两年后，她把孩子交给老人，再次返回到浙江。
“他一个人挣钱挺累的。” 吴云想为老公分担一些，“俩人在一起，生活开支也能省一点。”
夫妻俩在外租了房子，一日三餐自己烧，每天带饭到公司，她负责做饭，他包揽洗衣，平淡而温馨。
吴云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日子才持续了半个月，就戛然而止。
“那天中午，他在厂里休息时，突然晕倒了，后来说是脑溢血。” 回忆起那段过往，吴云就泪流不止，“他早上出去还好好的，谁想到……他才36岁啊。”
程军的病来得又快又急，虽然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但他最终没有挺过去。
“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不知道该做啥。”伤心、错愕、痛苦，排山倒海一样向吴云压来。
我们留不住他，就帮帮别人吧
这个时候，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向她提及器官捐献。
当时，吴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是零，“我第一反应就是不接受，我觉得太残忍了，他走得这么突然，难道还要让他不完整吗？”
程军的家人先后赶来，一家人用沉默来表示反对。
之后，有器官捐献协调员找到吴云，缓缓给她解释，什么是器官捐献，它能怎么帮到人。
从悲痛中略微缓和了一些的吴云听进去了只言片语，最先开口说话的是程军的哥哥，“人都走了，我们尽力了，但是留不住他啊。”
吴云想，“是啊，我们能带回去的也就是一盒骨灰，能帮帮别人，就算给两个孩子积德了。”
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并不容易，吴云思来想去了两天，有时候想着想着，她会不自觉地哭出声来，“就怕对不住他，就怕他再受苦。”
一家人在痛苦中，最终达成了共识。
程军捐出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一个心脏，4位等候移植的患者因此重获新生。
吴云在程军过世后，再也没去看过他，她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他被送进入手术室的样子，“我不敢去看他，我接受不了，再怎么喊，他都没有回应……”
时隔一年后，吴云曾后悔，“我怎么没去见他最后一面呢？”她也会自我安慰，“我最后记住的是他还没有离开我的样子。”
送走程军后，吴云就回到了老家，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来过浙江。
“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自己家住，没有他，家里冷冷清清，太安静，我眼泪经常说来就来。”
程军离世前，两人正在修整老家的房子，计划建好后，好好装修一下，程军离开后，一切都停滞了下来，房子虽然造好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装修。
她不想放弃，但一直觉得没希望
吴云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慢慢开启新生活。
谁想到，祸不单行。没多久，吴云在一次检查中被查出肌酐达到200umol/L，这意味着她有严重的肾脏问题。“当时，身体也没啥感觉，我就一直吃药。”
疾病在悄无声息地进展。
今年夏天，吴云的肌酐超过1000 umol/L，她身体乏力、走不动路，工作辞了。她开始透析，每周三次，被困在医院和家之间。
“其实，很早之前，医生就对我说，让我做肾移植。” 吴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听说要几十万元，还要等肾源，我负担不起。”
天无绝人之路。
因为吴云孩子的助学，当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一直和吴云保持联系。
这个叫作“小桔灯”的助学项目，是浙江省红十字会在2015年设立的，专门资助器官捐献者的孩子，为他们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助学款。
病情变重时，有些走投无路的吴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器官捐献协调员，“我记得当时捐献的时候，他们给我说过，有什么优惠政策，但我记不清了。”
可以享受移植优先权；可以免收移植器官的获取费用。协调员明确告诉吴云，这是她能享受到的政策，并让尽快来杭州。
也是那个时候，吴云才清楚地知道，正常的排队等候移植时，她可能需要等待三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依据国家的政策，作为捐献者家属，她的等候时间可大大缩短。
省人体器官获取服务管理中心减免了吴女士移植肾脏的器官获取费用。根据浙江省出台的捐献者家庭关爱政策，对在本省内捐献人体器官的捐献者父母、配偶、子女，需要在本省内器官移植的，免收器官获取费用。
“我觉得有希望了。” 吴云从来没想过自我放弃，“我想活下去，两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只是，原来觉得，一点都不可能……”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和省人体器官获取服务管理中心相关领导在浙大一院看望患者
我以后要告诉孩子，爸爸救了妈妈
今年9月份，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吴云凑够了治疗费用，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家人，来到杭州求医。这是老公离开后，她第一次再次来到浙江，本来她觉得这里是伤心地，再也不想回来，但这次却满怀希望而来。
“她来的时候情况已经挺严重了，肌酐值达到1100多，每周需要三次透析，她这么年轻，最好还是能进行肾脏移植。”接诊吴云时，浙大一院肾脏病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建永主任医师非常感慨，从事肾脏移植多年的他，也是第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捐献者的家属又成为了需要移植的患者，他们当年的大爱如今又让自己受益，“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不幸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但如果不幸真的来了，他们的家属也会得到帮助，这对生者和逝者来说，都是一种慰藉。这也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器官捐献是生命和爱的传递。”
在做完一系列检查后，吴云耐心地等候移植，两个月后，她幸运地等到了和自己匹配的肾脏。
11月24日，吴云接受手术，一切都很顺利。术后的吴云还有些虚弱，手术处有隐隐地痛感，但她精神却很好，说起两个孩子，说起很快就能回家，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11月30日，在经过一周的康复后，吴云办理了出院手续，她打算在杭州租房一段时间，等待后续的检查完成后，再回家团聚。
程军器官捐献的事，吴云一直没有告诉两个孩子，她珍藏着那张捐献证书，“等到孩子长大了，我会把证书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爸爸不仅帮了别人，也救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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