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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社会治理哪里最强? 这份榜单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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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7 07:12:26 来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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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县(市、区)中,县域社会治理水平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12月25日,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发布了——2022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榜单。杭州市滨江区、深圳市光明区、金华市义乌市、湖州市吴兴区、深圳市南山区、广州市越秀区、苏州市吴江区、杭州市余杭区、苏州市张家港市、长沙市长沙县等入选前十强。

  这个榜单,不比经济数据,比的是社会治理能力,拼得是群众、企业的获得感。其意义不仅在于给县(市、区)排座次,“而是刻画中国县域社会治理的新进展”,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说。

  过去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面临疫情常态化防控压力,县域社会治理,遭遇了严峻考验。分析榜单,各地在社会管理维度得到大幅度强化,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等平均得分都低于往年,这是社会自治活力有所减弱的标志。冬去春来,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重新激发全社会活力,将是接下来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

  一

  细看数据,我国县域社会治理水平,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

  百强榜单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共计83个县(市、区)入选,比例与去年保持一致。中部地区有11个县(市、区)入选,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等省份。西部地区,四川省入选3个县(市、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则分别入选1个县(市、区)。

  其中,浙江、广东、江苏三大省份入选的县(市、区)在全国范围内依旧遥遥领先,分别入选32个、20个、17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继续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两大高地。山东、湖北、福建、四川入选数量也较为可观。

  浙江在县域社会治理中,处于领跑位置,入选全国百强榜数量继续保持增加。其中衢州衢江区,丽水市松阳县、温州市平阳县,等山区26县进步势头明显。自2021年,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浙江针对群众生育、健康、教育、养老等“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推进“浙有善育”“浙里健康”“浙里康养”,特别是让山区群众也更好的享受到公共服务。

  与此同时,浙江以数字化改革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动社会善治,提升省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比如,平安风险预警预测防控平台、“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等数字化应用,为“平安浙江”注入时代内涵;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等,安全、放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居住在浙江最直观的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等领域评价中,浙江省均有3个以上县(市、区)跻身前十行列。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沈永东说,这反映了浙江省在经济均衡充分发展、多元协同共治、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都处于相对领先位置,有能力为人民提供相对优质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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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习近平同志说: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对上,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工作部署;对下,要领导乡镇、社区,促进发展、服务民生。

  关于县一级的百强榜单很多,多个机构每年发布榜单,但主要的数据指标更多考量的是GDP、财政收入等数据。

  县域社会治理百强榜的价值,在于对各地社会治理水平进行量化评价,更多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惠和协调,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对社会治理的评价相对感性,进行量化并不容易。在指数模型构建中,社会治理被解读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与社会共治、社会自主治理”。同时,在实现方式上,强调科技支撑的作用。

  因此,评价模型的核心为四个维度——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科技支撑。再分设党建引领、经济活力、公共安全、法治保障、民生保障、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村(居)民自治、社会组织治理、政务服务技术能力、智慧基础设施建设11项一级指标,26项二级指标和78项三级指标。

  浙江大学从2019年开始,就确定样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指数测评与合成。2022年全国百强县(市、区)的平均得分84.64分,相较去年平均得分72.6分,提高了12.04分。但在四个子指数方面,社会管理平均得分82.22分,显著高于去年的71.63分,提高了10.59分。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陈丽君教授认为,这是过去一年,我国各省份在多轮疫情冲击下,积累了新冠疫情防控经验,构筑了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得到大幅度强化。

  以领跑的杭州市滨江区为例,社会管理得分为86.21分。

  2022年初,滨江区遭遇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袭击,疫情呈现点状散发和局部聚集性,防控难度前所未有。为此滨江区在配齐网格“1+3+N”(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其他人员)力量基础上,全面推广楼道微网格机制,党建引领,行政主导,划细网格,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项经验也在全省得到推广。目前,浙江由原先6万多个网格,调整优化为8.5万个、并细化微网格45万多个,形成“村(社区)—网格—微网格(楼道、楼栋)”治理体系,全覆盖建立网格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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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有专家认为,考察社会治理是否有效的一个核心指标就看它有没有活力。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是实施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很多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可以让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来解决需求。

  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仍然任重道远。今年的数据显示,在县域社会治理领域,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科技支撑等领域的平均得分都出现下降。为了提升疫情防控效率,群众及其他治理主体往往有序配合政府相关工作,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自治力量的创造力和自主性,造成社会自治活力的下降。

  当前,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实现“保健康、防重症”与“保稳定、促发展”有机结合,重新激发经济社会活力,考验县域社会治理能力。

  比如,对于数字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需要再认识。过去这段时间,疫情防控实践了加速政府数字化实践,数字化技术被政府广泛应用于疫情防控、人口排查、应急管理等领域,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与疫情防控水平方面成效显著。

  但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有去中心化、普惠性的特征,为社会自治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比如,始于疫情防控的嘉兴“微嘉园”社会治理平台,用户数已达253万,日均活跃用户达40万,是嘉兴百姓使用频率最高的数字化应用之一。这里已成为一片火热的线上社区空间。

  眼下,“微嘉园”互助板块成了当地居民们自发交换口罩、退烧药的平台。平台上还有心理咨询师为群众在抗疫过程中提供心理辅导。“居民呈现为分散状态,个体需求更多元。不同于过去的熟人社会,现在都是‘陌生人’。”嘉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应培国说,通过数字空间重建熟人社会,这也是“微嘉园”的重要探索。

  除了政府力量外,眼下浙江一支支由群众自发参与成立的村社万支小分队,正活跃在基层一线。他们对有就医用药需求的居民群众,及时代配代买药物,协助重病患者送医就医。

  参与其中的有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新社会力量,他们为做好物资配送、跑腿代购等服务提供重要帮助。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有专家说,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加、减、乘、除”。

  “加”即赋权增能,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让基层有人有权有物;“减”即减负减压,让社区工作者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乘”即科技赋能,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社区数据共享、运用,为社区精细治理、精准服务提供支撑;“除”即革除弊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一刀切”思维,发挥基层主动性、积极性。

  这也是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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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县域社会治理中,处于领跑位置,入选全国百强榜数量继续保持增加。其中衢州衢江区,丽水市松阳县、温州市平阳县,等山区26县进步势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