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收费杆，拦住的不只是车

　　浙江在线6月2日讯（记者 李攀 杨一凡 朱银燕）乡村的魅力，藏在它的“不设防”里。不像城市用冰冷的铁栏和门禁划出界线，乡村几乎没有“边界感”，从不闭门谢客，总是大大方方地敞开，拥抱所有来客。

　　但如今，一根“收费杆”打破了这种开放包容。

　　城镇化进程加速、乡村旅游发展，滚滚车流驶入村庄，乡村原有的空间秩序被颠覆。当“停车难”的城市病蔓延到乡村，一些村庄开始尝试通过封闭式管理、收取费用的方式调节停车位资源，但其合法性、公平性、有效性一直备受关注。

　　那么，这根象征着“边界”的“收费杆”，究竟该不该在乡村立起来？能否找到更柔软、更智慧的解法？

　　乡村为何变“围城”

　　当下正值旅游旺季，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埭村游人如织。但第一个“站”在村口迎接游客的是一根两米多长的道闸栏杆。

　　道闸旁竖立的停车收费告示牌明码标价：8时至20时，小型客车每小时停车费4元，每日30元封顶。“到景区景点停车交费不奇怪，但当地一般都配套有规范化建设的停车场。这个村子难道是用道闸把全村都围起来当成停车场？”来自福建的游客陆先生很困惑。

　　“围村收费”不是个别乡村的“土特产”。

　　与长埭村一江之隔的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盛乐村，其四周的京岚路、机场城市大道、文明路等主要出入口全线布设道闸设备，实现全村出入口全覆盖管控。走进村内，昔日零散闲置的田埂空地、边角地块被绳子、布料等划分出一个个车位。

　　2025年，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答复一位区人大代表的建议中提到：经排摸，萧山区12个街道62个村存在围村管理的情况。

　　放眼省外，“围村收费”现象更早显现、蔓延也更广。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广东省东莞市就有194个村（社区）实施停车围蔽管理，其中124个已实施收费。

　　开放的乡村，何以变得如同“围城”？

　　“核心矛盾在于车位供需的严重失衡。” 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徐苑瑜说，当前很多乡村“围村收费”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创收”，而是为了有效控制外来人员和车辆，减少对村民生活的干扰。

　　国家统计局浙江省调查总队统计显示，2025年，我省农村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49.3辆，差不多每两户就拥有一辆车。

　　这一数据反映了我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也折射出乡村对停车设施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空间资源相对宽裕的乡村，村民可以把车停在自家庭院内，而地处山区海岛的乡村用地紧张、村道狭窄，车位“自给自足”尚且困难，更别说为外来车辆腾挪空间。

　　这一矛盾在两类乡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类是毗邻大城市的郊区村，另一类是农文旅产业兴旺的“网红村”。

　　长埭村党总支书记李卫东告诉记者，该村共有350户村民，人口1523人，在围村管理前，车位仅有500个左右。到了旅游旺季，每天有上千辆车驶入，挤占村内道路与公共空间，甚至侵占了消防通道，村民时常投诉反映。

　　盛乐村尽管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随着城市版图扩张，村庄周边企业林立，承接了大量外溢人口，本地居民在2000人左右，外来租户却有近万人，原有的停车位远远不能满足通勤车辆需求。

　　相比城市，许多乡村缺乏精细化交通治理手段，难以采取时段调控、分区管理、路网优化等方式科学疏导车流。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矛盾，一时找不到有效应对之策的乡村，不约而同地把治理目光投向了“围村收费”。一些村干部坦言，这种方式尽管简单粗放却能“立竿见影”，村民普遍支持。

　　反对的声音也有不少，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层面，出行成本上升，导致游客、租户减少，对民宿、农家乐等造成冲击，村庄利益遭受“反噬”，不利于长远发展；

　　社会层面，实行本村人员免费、外来人员收费的模式在无形中塑造出“身份壁垒”，影响乡村的包容与开放；

　　治理层面，一些村庄收费账目不公开、不审计、去向不明，容易滋生违规分红、利益输送、侵占集体资产等问题。

　　“收费杆”究竟合不合法

　　自“围村收费”现象出现以来，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从未平息。

　　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外来车辆收取费用，从成本补偿的角度看，确有一定合理性。然而，一旦将其置于法律框架内审视，情况便复杂得多。

　　可以说，“围村收费”究竟是否合法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正是定分止争的关键所在。

　　道路属性是核心判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此处的公路指的是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松涛律师说，如果村庄将这些道路纳入到“围村收费”范畴，截断国家路网“毛细血管”，就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2021年，东莞出现“围村收费”风波后，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对涉及公路用地范围的违法设置的闸口进行整改，涉及51条乡道和249条村道，共269.7公里。

　　如果围村内的道路不属于国家路网体系，又该当何论？

　　陈松涛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有权决定村内公共事务。这意味着，若围村内的公共道路或设施属村集体所有，可以由村集体组织实行自主经营管理。

　　不过，自主经营不等于可以随意经营，“围村收费”必须要符合其他法律法规要求。

　　去年1月，在宁波市鄞州区两会上，区政协委员杨美科提交的一份反映“围村收费”现象的提案，引起了鄞州区检察院的注意。

　　两个多月时间，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检察官张雪倩和同事们实地走访了辖区内的20多个村庄，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公路条例》《宁波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条例》等10余部法律法规逐一问诊“围村收费”行为，梳理出几类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未批先建，涉嫌程序性违法。由于监管滞后，部分村庄的道闸和车位由第三方公司联合村集体擅自安装设置，既没有完成市场经营主体登记、价格备案、税务登记等法定流程，也未向当地乡镇备案审批。有的村庄圈定的停车区域，甚至侵占了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

　　私搭乱建，威胁公共安全。有的村庄密集安装十余处道闸，部分道闸紧贴红绿灯或大流量的省道、乡道，一旦出现拥堵，极易诱发交通事故。有的村庄实施“围村收费”后，许多车辆被迫挪到周边公路两侧、人行道违停，风险从村内转移到村外。

　　去年3月，鄞州区检察院召开了一场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会。行政机关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30余人参会。“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公共安全问题。”杨美科记得有位参会者提到，他所在的村庄出现道闸故障，连救护车都被堵在车流中，险些耽误救治。

　　听证会结束后，鄞州区检察院以影响公共安全为突破口，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整治“围村收费”乱象，一方面拆除违法设置的道闸，另一方面引导公共停车场经营方依法办理手续、取得行政许可后再从事经营活动。

　　半年多的“攻坚战”打下来，最终，鄞州区的50多个乡村拆除了道闸，“围村收费”现象已基本消失。

　　在陈松涛律师看来，检察机关介入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围村收费”涉及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单靠某个部门难以形成有效监管，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各部门协同履职，兼具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功能，浙江的创新探索为其他地方依法整治“围村收费”乱象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

　　期待无“围”而治

　　“围村收费”本质上是乡村公共设施滞后与治理能力不足的被动应对，治标难治本。很多受访专家在调研中指出，要从根源上破解这一难题，须从三方面着手：满足现实刚需、健全法律法规、优化治理方式。

　　“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当务之急是补齐乡村停车设施的短板。”徐苑瑜说。

　　最近，在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东联村，一块曾经利用率不高的空地正在悄然蜕变，当地规划建设的29个停车位即将在此落地。不远处的长塘镇会篁村桃花源次入口文旅配套停车场则已全面竣工，共设有53个停车位。

　　“今年，全区共投入500余万元，在20个乡镇（街道）谋划建设260个乡村公共停车位。”当地干部告诉记者。

　　不只是上虞，一场乡村停车设施“扩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进行。作为今年的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浙江计划改造提升乡村公共停车位1万个，乡村的停车烦恼有望得到纾解。

　　“从长远看，各地还要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考虑村庄停车场布局。”徐苑瑜建议，在城郊村、农文旅兴旺村等，着重推动停车位建设与村民出行、产业发展、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建设规范化停车场所。

　　对于停车矛盾尚未爆发的其他乡村，也要深挖村庄闲置土地潜力，巧妙利用村内边角地块、道路两侧富余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周边区域等“金角银边”，因地制宜增设改建停车位，为未来停车需求留足余地。

　　浙江大才申律师事务所主任方智律师认为，法治是规范“围村收费”的关键手段，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权限、程序和责任，才能平衡村集体管理需求与公众通行权益。当前对于“围村收费”的管理要求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统一规范，导致执行中出现监管难。

　　调研中，记者注意到，去年，绍兴某地曾专门制定了村内设闸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其中明确了区、镇、村三级分工，并围绕决策、收费、监督等方面作出指引，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基础上满足民生需求。

　　细则明确规定，设闸前需履行村务联席会议商议、收费方案公示、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向所属镇街提交备案等一系列民主决策与备案申请程序。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收费公示，交通运输部门指导各村科学规划停车位及道路通行方案，农业农村局监督收益使用。

　　除了满足刚性需求、制定硬性规定，柔性引导也是破解“围村收费”困局的有效路径。

　　“欢迎停车，自愿扫码付费。”前不久，在慈溪市横河镇梅园村，当地部分农户挂出招牌，告诉游客自家小院里有“共享车位”。没有固定价格，也没有设置道闸栏杆，全凭游客和村民彼此之间的信赖。

　　梅园村党总支副书记陆检飞告诉记者，村内原有一个自主经营的停车场以及在道路两旁划定的停车位200余个，难以满足游客停车需求。村里思索再三后，决定鼓励村民开放庭院补充车位资源，这个做法得到村民们的支持，目前已补充50多个车位。“有的游客甚至把‘共享车位’也当作‘景点’，在社交平台上为梅园村点赞宣传。”陆检飞说。

　　为何没有采取“围村收费”的方式？“乡村振兴需要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梅园村党总支书记孙炬安这番话透露了这样一个治理理念：外来客人为村庄发展注入活力，本村人敞开大门消弭隔阂，浓厚的“人情味”增强了吸引力，双向奔赴，实现共赢。

　　反观“围村收费”，如果只是将其当作“提款机”，形成以收费代管治理的粗放模式，很容易滋生治理惰性。

　　推动乡村停车管理从粗放的物理围合向精细化、法治化的无“围”而治转型，守护的是乡村开放包容特质，考验的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关乎的是乡村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