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13日讯 记者: 1934年10月16日傍晚，红军跨过于都河算是长征跨出的第一步，但出发地有好几个，对吗?

　　罗开富:主要出发地有4个:福建的长汀县、宁化县，江西的瑞金市、于都县。参加长征的福建籍红军有28000多人，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到2000人。

　　记者:您能谈一下长征中各方面军的人数、行程等有关情况吗?

　　罗开富:红军的长征有3大主力和红25军这一支劲旅:

　　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转战闽、赣、粤、湘、桂、黔、滇、川、甘、宁、陕11个省区，历时一年零3天，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总人数86859人，到达吴起镇时还有7000多人(也有人说6000多人)，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 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10省，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多里，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出发时，部队有20000余人，会师时，约有8000余人。

　　红四方面军: 1935年3月28日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先头部队1936年10月8日抵达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1方面军第1师会师，其间转战川、甘、宁、陕等省，经历了3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历时19个月。包括支援人员在内，出发时100000人，会师时，约有12000余人。

　　红25军: 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开富山县出发， 1935年9月18日，在陕北延川县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会师。出发时2980余人，艰苦转战10个月，纵横鄂、豫、陕、甘等省，会师时，约有3400多人。

　　记者:红4方面军为什么走了19月呢?

　　罗开富: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妄图用枪指挥党，分裂红军，自立中央，拖延了时间。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阿坝州小金县达维桥会师。为了消除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 6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周恩来首先作报告，阐述了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并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由中革军委指挥，乘着大好形势，攻打松潘，向川陕甘发展。接着张国焘、毛泽东等13人发了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了5点意见，主张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去发展根据地。张国焘

　　在会上陷

　　于孤立，虽然心里仍反对北上，最后也举手表态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所以两河口会议记录上写着:“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为争夺红军的领导权，拖延执行两河口会议关于进行松潘战役的决定，致使红军北进迟缓。后来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提议让出红军总政委这个职位。党中央经过讨论，同意了这个提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野心是永远填不满的坑。北上又拖了17天，中共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又开了两天会。根据沙窝会议的精神，中革军委决定: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8月12日，朱德、刘伯承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前往集结地卓克基。从这天开始，朱德、刘伯承等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怀、聂荣臻等战友分头行动，直到第二年10月三军会师后才重逢。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背着中央召开会议，提出要西出阿坝、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在大部队进入草地第5天，张国焘就命令左路军停止前进，借口敌人此时已清楚我军北上意图并已调敌至甘肃等地，还说草地一些河流涨水。 9月3日，张国焘在葛曲河的一个帐篷里起草了一份电报，说北进“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要快走出草地的中央领导和右路军南下。朱总司令坚决反对，不签字。他以个人名义发了这份电报，并密令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领红军学校的教员、学员追赶中央领导，妄图挟持党中央南下。

　　记者:真是惊心动魄。当年红军长征，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还要同党内野心家斗，真是雪上加霜，艰险无比。后来张国焘又搞什么阴谋了?

　　罗开富:后来，张国焘见威逼中央南下不成，不顾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反对，竟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正确决定，于1935年9月15日下达命令:无论是已走进还是没有进草地的9万多人的左路军南下天全、芦山至甘孜。这样就二次过草地，重爬雪山。第二年这支部队北上，几乎又走原路，再爬雪山过草地。更令人气愤和不能容忍的是20天后的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公然另立“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 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和中国革命，决定在党内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由于党中央的多次劝说、批评、教育和斗争，加上从苏联回来的林育英以共产国际名义提出建议，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的不懈反对，张国焘无可奈何，于1936年6月6日取消了伪中央。 1936年10月9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等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宣告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最终破产。

　　记者: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的长征的胜利。从此我党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这个落脚点是如何最终确定的呢?

　　罗开富:说起这个，必须要提到榜罗这个地方。榜罗是个什么地方? 1984年，我重走长征路进行采访，虽然此前已看过不少有关红军长征的资料，了解了不少地方，还从没听说过榜罗。在瑞金市委宣传部赖永峰等同志陪我去采访老红军顾玉平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榜罗。顾玉平是长征时周恩来的警卫员，一直牵着马保卫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陕北吴起镇。“我告诉你，榜罗在甘肃。别看那个镇小，家家泥墙，不少破洞，可是块福地啊。毛主席、周副主席长征路很操心，经常眉头紧皱，可到了榜罗后，就高兴起来了，天天都有笑容。”我刚想问是什么原因，顾老说:“你刚才问我，长征路

　　上中央开了多少次会，都怎么开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时连师长甚至有的军团长也不晓得。不过，榜罗会议我还能记得一点，几十年了，还常想起呢。”我说，你不是说没参加会么。顾老说:“我是没有参加，不过，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长从会上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我还是看得到的，尽是高兴。”

　　1985年9月28日，正是中秋日。经过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我终于走到了甘肃通渭的榜罗镇。这个小镇后来名气越来越大了，主要是因为党中央于1935年9月27日曾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最终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吴起镇。第二天，即9月28日清晨，陕甘支队在榜罗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和注意扩充新战士。

　　红军长征从出发以来，党中央和红军就一直在寻找最终的落脚点。长征路上不论是开了多次会议，打了多少次仗，其实都是为了北上抗日寻找根据地这一目的。从遵义会议后直至会理会议前，红军高层将领谁也没有想到会把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荒凉的中国西部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红军经过数百次战斗和二万多里的艰险跋涉，终于找到并最后决定落脚点放在陕北，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这一重要重大决策的决定地，就是榜罗镇。

　　记者:据我了解，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会议以外，长征路上还召开了很多会议，而遵义会议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您能谈谈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吗?

　　罗开富: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实际情况，导致了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以后再往哪里去?迫切需要总结和做决定了，所以说在遵义召开会议，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过湘江电台被打烂了，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现实使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认清了一条路:王明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该清算了，毛泽东应该回到党和军事的指挥位置上来。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的召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记者:您曾经说过，我们的党和军队经历了这些艰难困苦，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革命先烈，对得起沿途帮助过红军的人民群众!

　　罗开富:是啊，今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将台堡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说，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习近平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