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执着梦想，在世界各地书写着一个个商业传奇；他们情系桑梓，为了家乡的发展默默倾心尽力；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浸染着乡愁的名字——甬商。

　　2017年11月27日，他们中的代表，将乘着中共十九大全面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东风集体“回家”。届时，甬商总会将隆重成立，共商“一带一路”和宁波“名城名都”建设大计。

　　甬商之于宁波，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市内外甬商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宁波经济和“宁波人经济”的交相辉映。

　　如今，宁波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按照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宁波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统一部署，开启了“名城名都”建设的新征程。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的奋斗，广大甬商的助力，将为宁波这座港口名城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商帮历史悠久，甬商在十大商帮中属于后来者，但为何能后来居上脱颖而出？答案来了——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唐宋以来，宁波商人与国外就有了贸易往来。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闯荡天下的雄心，长久的历史也为甬商的发展点燃一簇簇绚烂的烟花……

　　后来居上，成就十大商帮

　　中国商帮历史悠久，明清时期以后，随着一场场“商业革命”，中国十大商帮相继崛起：晋商、徽商、龙游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闽商、粤商、鲁商、甬商、陕商……由于地区和历史原因，各商帮特点不同：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在实际经营中，晋商信奉关公，讲究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这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其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

　　徽商与晋商齐名，是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州商人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闽商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从而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而且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正是这种写照。

　　甬商在十大商帮中属于后来者。然而甬商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苏浙、上海的进程，还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甬商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陕商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右商帮相似。陕商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但在商业资本的使用上却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鲁商有山东人的特点，重在一个“义”字上。正因如此，鲁商的致富之道与其他商帮相比显得单纯、直截了当。概括起来讲，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讲求信用的商业道德和规范的商业行为。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凭借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名重一方。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不知不觉地兴起了，那就是洞庭商帮。洞庭商人十分讲究经营手段，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

　　江右商帮具有小本经营、借贷起家的特点。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此外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根据不同主顾的要求，销售手中的商品。

　　宁波商业发展的历史脚印

　　宁波自古就对外开放，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开放的历史。开放历史形成了开放意识，开放意识造就了宁波商人文化。

　　宁波的商业文明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那时宁波所在的宁绍平原东部已经有人类活动，并且文明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个时候不仅出现了人类最早的水稻种植，还出现了人类最早的交换形式——以物易物。

　　唐朝时期，宁波正式对外开放。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到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的400年间，中国商人从明州（宁波）启程，往来日本达100多次，并选举出商团带头人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这可算是最早见于史载的宁波商人了。

　　到了两宋，经过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安民富民政策的推动，此时的宁波市集已相当繁荣。随着商业重心南移，宁波江厦街上设立了明州市舶司，各国海船皆猬集于此。其时商人有五千缗以上资金者就可登记领到出航凭证，这恐怕是宁波商人第一次获得合法对外经商身份。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批大学者使得宁波开始确立“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本土的四明学派开始显现，对外贸易进一步发达。

　　（古时江厦街）

　　在塞外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时代，宁波不仅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全国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还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永丰库遗址便是当时宁波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最好见证。

　　明朝时期，当政者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然而禁海反而促进了宁波私商贸易的大发展。学界公认的宁波商帮形成的萌芽阶段，就在明末。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宁波商人在北京创设了鄞县会馆。此后，宁波商帮作为重要的商业力量活跃在中国商界舞台上。

　　清朝初期，宁波出现了全国闻名的著名学派浙东史学，与西方的交流也日渐频繁。鸦片战争后，1844年，宁波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被迫开埠，这个时期宁波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宁波商帮从一个旧式商帮转变为一个新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群体，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随着上海的开埠和崛起，此时宁波商帮的商业舞台开始向上海转移。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许多宁波工商业者移居海外各地，以香港、台湾、东南亚为中心进行发展。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浪潮来袭，宁波经济进入又一次腾飞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纷纷转制率先发展，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呈现出一片蓬勃景象，宁波商业也迎来了新一轮繁荣期。

　　书写六代甬商辉煌传奇

　　明代末年，东海潮涌“宁波帮”，至今风华不衰300年。300余年来，甬商经历了一个形成、崛起、辉煌、转折、复兴的过程，也书写下六代甬商不一样的从商传奇。

　　第一代甬商登台亮相始于明朝。明朝实行海禁，具有海外贸易传统的宁波商人被迫转向内地寻找商机，在宁波商人相对较为集中的地方，就出现了宁波同乡组织，这就是甬商的萌芽。这个时期，甬商与处于鼎盛时期的晋商、徽商相比，还仅仅是一支小型商业人群体，他们多以沙船、药材等实体业为主，商贸业、钱庄业为辅，其中更是出现了以方介堂、董棣林、李也亭为代表的第一代知名甬商。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上海经历了开埠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大量宁波人在这一“移民潮”的挟裹下，纷至上海，并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与熟悉西方经营模式的商人群体。也就在此时，第二代甬商全面崛起。这一代甬商以上海为依托，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拓展，出现了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上海宁波帮”，从事的行业也从之前的简单实体行业转向了商业、金融业和民族工业。

　　（虞洽卿）

　　得益于此，第三代甬商在上海“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的超然地位。甬商有了强大的金融业作为依托，便能长袖善舞，大展身手，出现了布业的“三大祥”、五金业的“顺记号”、服装业的“红帮裁缝”等等。虞洽卿、刘鸿生、秦润卿等鼎鼎大名的商界名人也在这段时间名声鹊起。

　　20世纪40年代前后，鉴于国内动荡不安的经济社会环境，大批原在内地有相当基础的宁波人纷纷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以港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其中在港台地区的人数占80%左右。第四代甬商将“宁波帮”的美名带到了世界各地，也让世界见证了宁波商帮团结、踏实的作风。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经济建设再度被列为国家工作的重点。新一代甬商紧紧抓住这一契机，顺应形势，开始了再度崛起的历程。第五代甬商与前几代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开始立足本土，务实创业，在家乡的土地上挖掘新的机会。像雅戈尔的李如成、杉杉集团的郑永刚、海天塑机的张静章、方太的茅理翔都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

　　与踩着改革开放浪尖的第五代甬商不同的是，第六代甬商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年轻的姿态在崛起。按照创业类型的不同，第六代甬商有四种不同的类型：自主创业型、子承父业型、外出创业型、外来创业型。他们借助互联网的风口，开创了又一个甬商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