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裘岙村“四明山妈妈”雕像。通讯员 周雅飞 摄

　　70多年前，孤悬敌后的四明山区，中共浙东区委为什么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那是因为他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广泛支持。

　　巍巍四明山，见证了多少烽火中的鱼水深情。今天，“寻找四明大地的红色基因”推出第二篇：民心。让三位四明山“大娘”的故事告诉我们，待民如亲，换得军民连心。

　　她

　　被称为“四明山妈妈”

　　1945年9月，四明山地区的革命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与爱人严永洁奉命北撤。当时，二儿子谭大凯才两个多月大。

　　带孩子走，一路艰险无暇顾及；把孩子留下，万分不舍又怕遭遇不测。谭启龙夫妇面临两难抉择。

　　此时，裘岙村的翁大花刚生下儿子裘明星4个多月。她主动站出来说：“我跟随部队北撤，奶养你们的孩子。”

　　翁大花没读过书，也不懂太多大道理，但自从三五支队驻扎在四明山后，她亲眼目睹了这些战士与村民同吃同住，为了能让山里的穷苦人民翻身作主，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生命。

　　翁大花认为，是到了报答战士们的时候了。

　　丈夫裘光土是个淳朴的山里人，尽管不舍，但没有阻止。

　　一开始，谭启龙并没有答应，因为翁大花的儿子也需要母亲。尤其是北撤路上危机四伏，前途未卜，但看她态度坚决，加上形势紧迫，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

　　翁大花这一走，便杳无音讯。

　　4年后，宁波解放了。满怀期盼的裘光土等来的却是翁大花病逝的消息，来报信的人带来了翁大花生前的衣物，上面还摆放着一张她的照片。他说，翁大花跟着部队一路北上，牵着骡子，带着谭启龙的两个孩子，从四明山一直走到沂蒙山。一年后，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疾病，于1947年在沂蒙山区不幸去世。

　　1992年，谭启龙带着大凯回到裘岙，说起往事，满怀感激，“四明山妈妈”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

　　他告诉儿子：“你是吃四明山妈妈的奶长大的，不能忘了四明山人民。”他还去见了裘明星，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因为难忘在四明山战斗的日子，难忘四明山人民的鱼水深情，谭启龙过世后，他的骨灰安葬在了梁弄落地梅花山坪。

　　不止大凯，当年浙东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的儿子张溪、浙东四明地委书记陈洪的儿子舒小洪、邱子华烈士的女儿曹小华等，都是由四明山的妈妈们养育的，那是真正胜似亲人的感情。

　　她

　　为保护同志牺牲了儿子

　　四明山上雾岗村有一户人家，孤儿寡母，没人知道母亲的名字，随她早年亡故的丈夫名字，大家都叫她明海嫂、明海大妈。儿子永尧，当年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1942年，村里来了三五支队，经常给母子一些接济，明海嫂也常帮部队做些接待和联络工作。

　　后来，部队北撤，原南山县县长朱之光化名毛山虎，奉命留守四明山继续战斗。朱之光带领游击队员到上雾岗时，就落脚明海嫂家。游击队的同志将她当做母亲，与永尧亲如兄弟，劈柴挑水，就像回到自己家。

　　1947年春节刚过，四明山上依然是冰冻雪封，国民党省保安团华崧部队的一个营，执行“雪天清剿”计划，突袭上雾岗。

　　一番搜查，没有抓到一个游击队员，恼羞成怒，抓走了10余名群众，连夜押送到梁弄国民党“绥靖”指挥部的监狱里，明海嫂母子也在其中，遭到了敌人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

　　敌人本以为山村寡妇和未成年的孩子最容易对付，对明海嫂母子尤其残酷。但母子俩硬是没有吐露有关游击队的半点消息，怕儿子年纪小挺不住，明海嫂还爬到奄奄一息的永尧身边哭着嘱咐：“儿啊，牙齿咬紧，嘴巴闭牢，你可要挺住啊！”眼看所有刑罚都用遍了，仍没用，敌人下毒手了。

　　刑场上，敌人最后问明海嫂：“儿子和共产党，你要哪一个！”明海嫂强忍着心头的悲愤，任凭泪水滴落，没有屈服。枪声过后，明海嫂年仅16岁的独子永尧倒在了初春的田野上。敌人杀害了永尧后，又将明海嫂带回监狱继续拷问，仍无济于事。

　　最后，是游击队发动当地一些士绅联名作保，才将明海嫂等人救出。

　　明海嫂孤身一人回家后，游击队推选了几个代表，准备深夜进村去看望。没想到傍晚时分，刚出狱的明海嫂就拎着一篮鸡蛋来到了游击队的驻地。大伙争着要做她的儿子，明海嫂说：“我的儿子虽然死了，只要你们在，我心里就好过。我挺得住，大家不要为我难过。”在场的游击队员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为了给老百姓谋幸福，一大批新四军烈士长眠四明山，而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四明山的乡亲们也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

　　是浙东“阿庆嫂”

　　阿秋嫂名叫姜小英，出生于1915年，23岁时丈夫病逝，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贫苦生活磨砺出她坚强的性格。

　　当年，上海党组织派来的联络站负责人徐英，白天经常在姜小英家，两人情同手足，结拜为姐妹。后来，深受革命影响的姜小英与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采办员徐利秋结合后，她家更是成了“秘密联络站”“红色堡垒户”。当时经常住她家的游击队领导刘清扬、陈布衣、朱之光、薛驹等人亲切地叫她阿秋嫂。

　　1947年由于叛徒出卖，徐英、阿秋嫂和另外两名游击队员同时被捕。阿秋嫂牢记被捕前徐英嘱咐“千万不能透露共产党员的名字，你只是个普通群众，敌人不会拿你怎样”，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守口如瓶。即使被拉到梁弄东门脚下“假枪毙”3次，也未屈服。

　　而为了保护阿秋嫂，徐英挺身而出：“我是共产党员，枪毙我吧，姜小英是老百姓，我们只在她家里烧了几顿饭而已，你们要放了她。”之后，年仅26岁的徐英英勇就义，阿秋嫂亲眼目睹，愤恨无比。

　　在牢狱中被折磨了一个月零三天，阿秋嫂被保释出狱，但不久，丈夫徐利秋又因保护革命同志惨遭敌人杀害。打击接二连三，却更加坚定了阿秋嫂支持革命的信念。

　　1948年5月，中共浙东临委在上王村开会3天，被敌人察觉。28日早上，上王岗山头发生激战，我军1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为防不测，需迅速查清并安葬这些烈士。因不知道烈士姓名和牺牲的具体位置，需要一个熟悉地形的当地百姓去找。这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艰巨任务，阿秋嫂说：“我去！”

　　傍晚时分，她佯装上山割草的村妇，摸黑找到了9具烈士遗体，并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掩藏。途中，阿秋嫂还救起了受伤的战士王金友，背着他走了1公里，安全转移。

　　多年以后，王金友始终记着这位救命恩人，每次回上王岗，都要去看望，表达的是一名战士对“红色大娘”的深深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