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5日讯（记者 苗丽娜 孙良 通讯员 傅迪平 宣超）前几天，诸暨市越民生义工团负责人陈可英一下班，就打开诸暨市社会组织党建云系统，上传了60多名儿童去诸暨马剑“寻找非遗之旅”的活动资料。“越民生”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陈可英说，2013年成立初期，遇到义工流动性大、管理难、活动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难题。“如果不是政府的帮扶和引导，或许我们团队早就名存实亡了。”

　　和“越民生”一样，绍兴近两万家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面临过不少棘手问题，如管理培育不到位、碎片化效能低下、自我增能赋权能力不足等。

　　近年来，绍兴市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引领，通过构建社会组织的活力体系、多元体系、红色体系，推动社会组织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些社会组织是群众需要的，‘补位’基层公共服务供求缺口，合力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绍兴市民政局局长凌芳说。

　　“输血+造血”

　　激发内在组织活力

　　“这里墙面重新刷了，店面招牌也统一做了……”走在绍兴市越城区高立社区的华滨路上，记者不由眼前一亮，以前两旁店面房乱摆摊、沿街商户占道经营等现象严重，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影响市容，如今都变好了。

　　原来，高立社区“五邻社”联合会收集了商户房东信息，召开房东商议大会，成立了“沿街业主自治小组”。自治小组每周定期对店铺门前卫生情况及经营乱象、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每月设立“红黑榜”，发流动红旗并给予物质奖励，连续3个月被列入“黑榜”的商户，自治小组有权收回店铺使用权。

　　住在高立社区滨江花园65岁的陆阿姨就是“沿街业主自治小组”的一员，自治小组成立后，华滨路店铺外立面整改，热心的陆阿姨一户一户上门做工作，将每一户的整改资金“众筹”起来。陆阿姨说：“我参加了唱歌、舞蹈、戏曲、调解等自治小组，业余活动很丰富，退休后比上班时还要忙。”

　　“根据居民需要，我们社区成立了27个自治小组，包括沿街业主自治小组、秩序维护自治小组、公益宣传自治小组、徐姐调解自治小组等，有300多位居民，其中经常参与活动的有100多人。”高立社区主任、书记徐爱意说，“这些小组都是居民自发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了社区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华滨路的整改，如果没有陆阿姨和沿街业主自治小组帮忙，不可能在几天内就把所有商户的费用收齐了。”

　　但这27个自治小组也让徐爱意苦恼过：自治小组数量多、人数多，统一管理难，又没有经费。“打一个比方，这些组织都发挥着作用，但几乎都‘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徐爱意说。

　　在绍兴越城、柯桥、上虞、诸暨等地，社区组织遍地开花。其中越城区有100多个，外滩、高立、书圣故里等社区的基层组织多达20个以上。这些社会组织曾面临同一难题：运作能力欠缺、资金人才缺乏、社会购买几乎为零……

　　针对社会组织的“贫血”状态，绍兴市通过“增能赋权”，激活组织内在生命力。“‘增能’，就是挖掘社会组织自身潜能的内在动因，‘赋权’，就是通过政府的授权与政策支持，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社会组织不仅需要‘输血’更需要‘造血’。”凌芳说，“通过对社会组织统一管理、引进人才、公益创投等创新方式管理，这些组织开始释放活力。”

　　“内孵+外引” 构建多元主体格局

　　“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每天下午4时，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大渡邻里中心的“三点半学堂”就热闹起来，20多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作业、看书、画画等。

　　大渡社区有6000余户，30%的家庭有中小学生，孩子放学后去哪儿成了老大难问题，社区有跳舞队、唱歌队、调解室等组织，就是没有现成的教学组织，怎么解决？经过多方商讨，社区决定依靠“外力”，引进安渡公益教育协会公益型社会组织，有效解决了“校外教养真空”问题，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三点半学堂”解决了孩子托管问题，邻里纠纷怎么解决？老人们去哪里休闲……

　　据了解，柯桥街道在大渡社区试点建立邻里中心，通过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并委托社会组织介入项目运营。在运营中，柯桥街道探索出 “三社联动”社区发展新模式，使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者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心不但设有社区服务中心，帮助居民办理各类登记业务，还开设了图书馆、亲子会馆、物业之家、市民讲堂等场所，居民们在社区内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

　　像柯桥大渡社区居民一样，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和原有的社会组织已经无法满足。除了对已有的社区组织进行自主培养与孵化，“借用外力”也成为绍兴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绍兴市目前已初步构建了门类齐全、层次多样、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调解类社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展现“枫桥经验”；公益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弘扬“枫桥经验”；文体类社会组织，丰富居民生活，拓展“枫桥经验”……

　　诸暨市枫桥镇试点村级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发展工作下沉一级，实行村级社会组织“5+X”标准化建设，“5”即引导各村成立乡贤参事类、平安巡防类、乡风文明类、580（谐音我帮你）志愿服务类、邻里纠纷调解类五大类村级社会组织，“X”即因村而异成立若干个性化社会组织，并分别制定标准章程。“5+X”标准化建设推进以来，改变了以往村级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运作不规范、力量不集中等问题。

　　合力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向“多主体开放联动”转变，社会组织可以大有作为。针对绍兴市情因地制宜，一个个功能型品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位于柯桥区的“阿凡提工作室”是浙江省首个少数民族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该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维吾尔族和其他居民的各类纠纷10余起，促进少数民族积极融入社区活动当中，成为调解类社会组织的一个典型。在上虞区等地，乡贤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例子数不胜数，“乡贤老娘舅”、乡贤法律援助等一批社会组织兴起，为绍兴市收集社情民意、化解基层矛盾贡献力量。

　　“引领+标准”

　　党员带头集聚民心

　　“馅放多一些……”秋日阳光透进特殊教育学校的食堂，落在孩子们小心翼翼包饺子的手指上……诸暨一米阳光志愿者服务协会的会员拍下了这温暖一幕，然后共享到诸暨党建云平台。“一米阳光”负责人宣学军告诉记者，协会是公益组织，他也是一名党员，除了医院的工作，他也想发挥党员的作用。协会党支部在2017年10月建立，虽然只有6名党员，但在大大小小的志愿者活动中，协会都要求党员主动亮明身份并带头参加，这激发了大家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每次活动结束后，大家还把内容上传到诸暨党建云平台。截至11月12日，“一米阳光”的组织力指数达到了91.92高分。

　　诸暨有注册和备案的社会组织共3288家，这些大大小小的组织参差不齐，人数最多的超过14万，小的组织只有3人。怎么让这些组织健康发展并更好地发挥组织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末梢，引领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凌芳表示。去年以来，绍兴市全面要求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内容，全市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已实现“应建尽建”，覆盖率达100%。

　　两年前，诸暨市委组织部联合诸暨市民政局探索建立了一套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动态评价机制，并搭建社会组织党建云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的监控，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引领，建立活跃度、规范化、覆盖率、影响力4个维度的标准化评价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社会组织发展自此有了“标准”，党员带头作用凸显。

　　“有了评分标准，就有了合格和优秀。政府在公益创投上，向组织力指数表现好的社会组织倾斜。对于表现不佳的，我们进行清退。”诸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负责人宣超介绍，今年诸暨市民政局根据组织力指数评价，直接清退了100多家未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或没有达到规范化管理的社会组织。而表现优秀的“一米阳光”等多个项目拿到了政府的公益创投。同时，因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凸显，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特别是在一些公益组织活动上表现明显，每年参与人数都在成倍上升,一些受益群体也积极投入到社会组织中，回馈社会。

　　“这里有冬衣100件”“手套50双”……前段时间，诸暨店口的义工们忙坏了，店口10多所学校的孩子一起献爱心，孩子们把自己穿不着的衣服等物品带到学校，捐献给甘肃、西藏等地的孩子。负责人陈纪梁告诉我们，店口义工团队有20多名党员，一开始只有40多名义工，现在发展到注册人员达129名。

　　“我们每个月都定期组织义工活动，协会后来相继开展了慰问孤寡老人、济困助残、结对助学等一系列爱心活动。特别是暑假‘小候鸟’夏令营，办了5届，有400多名外来务工者子女受益，这些子女的父母在空余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也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次冬季捐衣活动就有上万名学生参加。”陈纪梁说，店口义工现在不仅帮助店口的弱势群体，同时也参与了不少全省甚至全国的爱心活动。“大爱无界，我希望把店口的爱扩散到全省甚至全国。”陈纪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