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变法者，王安石曾经背负不少骂名。
著名的《辨奸论》，含沙射影地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宋人笔记里也常爆料，一会说他在皇帝面前不吃饭只吃鱼食，一会又说他懒得只夹眼前的菜，妥妥一副“拗相公”的倔强老头样。
王安石画像
到了赵构，为了替父亲宋徽宗洗白，便从蔡京误国，一直追溯到王安石变法，把他定调为北宋亡国的元凶。可怜的王安石替宋徽宗时代的文恬武嬉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直到近代梁启超搞变法，重写《王安石传》，他的形象才逐渐高大起来。
现在，世人看待王安石，普遍觉得他留下的是正面形象，认为他变法失败是守旧者拖了后腿。当然，学界的争论还是有的。这或许是他作为变法者的宿命。
一
我们来梳理下王安石的变法，有个大致印象。
先看需求。这一点，王安石牢牢抓住了要害。宋神宗即位以后，北宋王朝表面看似繁华，但已被冗官冗兵拖得积贫积弱，是非改不可了。
王安石上了一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宋朝近百年的重大问题做了系统梳理，前面歌功颂德，调子激昂，后面笔锋一转，鞭辟入里地指出了百年的积弊和成因。
这牢牢吸引住了宋神宗，那个19岁的青年，正揣着成为一代明君的梦想。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的多，锐意进取的少，宋神宗是难得的异类。他急于证明自己，来清洗他那个荒唐父亲宋英宗的碌碌无为。
再看路径。既然需求是富国和强兵，他开出的方子就是“理财”和“整军”。理财上，他打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组合拳。说了这么多，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整军上，推出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以此增加宋朝的军力，准备跟西夏真刀真枪干一场。
最后看实效。从王安石变法，到宋神宗去世，新法共实行了16年。富国的目的实现了一部分，起码国库充盈了许多，躺了一亿贯；强兵计划泡汤了，两次对阵西夏，都铩羽而归。一句话总结，“富国有术，强兵无方”。
《王安石变法》油画国家博物馆藏
二
“富国强兵”，本来多好的事，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对抗呢？我们先来看看变法中对峙的双方。
先看对立面，这些人几乎都是他的老朋友老领导。名单开出来也有点唬人，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苏轼等。不是三朝元老，就是学富五车，品德也无可挑剔，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并非对宋朝的毛病视而不见。
王安石提出的问题，有些他们也提过，只是更谨慎一些，不期望疾风骤雨般地推倒重来。比如在“富国”上，他们更推荐“节流”，而不是“开源”，觉得那是与民争利。他们的决心没有王安石大，药方也没有王安石的猛。
再看王安石的队友。由于老臣干将都不支持，王安石只能汲取年轻力量来推动改革。他的队伍里确实也有章惇这样的政务能手。即便在后来变法派完全处于下风，章惇也能把高高在上的司马光辩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但新法队伍里，更多的是投机倒把之徒。如吕惠卿，连对立面的司马光都说他不是好人，提醒王安石防着点。结果，王安石一罢相，他就落井下石。如邓绾，全靠吹捧新法一路平步青云。因丑行被人取笑时，他完全不在乎:“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如李定，因母丧不服，被批为禽兽，却炮制乌台诗案，置反对新法的苏轼于死地。如蔡京，后来更是祸国殃民。
这样的队伍，一旦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在新法推广中必然严苛无比，会引起激烈反弹。王安石的队友大都被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虽然有误伤的，但和保守派的品性相比，确实有云泥之别。这也是新法到后来被泼脏水越来越多的原因。
夹在当中的王安石肯定是孤独的，他的品行和对立者一样高尚，却只能依靠一群私德他看不上的人一起同行。
三
变法需要定力，更需要接力。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在于一张蓝图没有绘到底。
在君主时代，所有变革的意志都来自君主，常见的是人亡政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即便有过摇摆，但还是一直坚持。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他更是乾纲独断，将变法进行到底。他的定力是够的。
《临川先生文集》宋刻元明递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只可惜，他37岁就英年早逝了，没人接力。继位的宋哲宗才10岁，变成他奶奶高太后在主持国政了。闲置了十来年的司马光被请了回来。在司马光主持下，新法无论好坏，尽数被废，完全成了意气之争。这时的司马光不是“砸缸”了，而是“砸光”了。
8年之后，哲宗成人，又将旧党赶走；到徽宗上台，新党蔡京大权在握，对旧党反攻倒算，牵连更广。那时，已完全没有改革，只剩下党争互害了。
其实，王安石在第二次罢相后，就心灰意冷了。最后的8年，长子早逝，失去皇帝信任，他是孤独的。最为不幸的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看到了所有的变法成果都被司马光一把抹去。
四
到今日，看王安石变法，变法成果已散如云烟，变法策略也有待商榷，唯有变法时那一往无前的勇气，是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
每个朝代都有混日子的。当时的丞相王珪就是典型的“三旨相公”，啥也不干，就成天念叨“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安安稳稳辅政了16年。而王安石在年轻时，就立下变革天下的志向。他科举成绩特别好，本可在京城寻找一条更快的升迁之路，却二十来年一直在外为官，怀抱着经世为用的理想，在基层实干。所以宋神宗跟他之间的风云际会，是必然的。
在遇到阻力时，王安石对抗的武器是惊世骇俗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起初，是保守派给他扣的帽子，最后却成了王安石自己认可的政治勇气。挑战天命、挑战祖宗之法、挑战世俗之言，哪一项都需要赴汤蹈火的勇气。
当时，大臣文彦博和宋神宗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他说，皇上，士大夫都不喜欢新法啊。宋神宗说，你怎么不问问老百姓喜不喜欢啊。文彦博理直气壮地说：皇上，你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啊，不是跟老百姓啊。士大夫不高兴了，您的执政基础就没了呀。
由此可见，王安石挑战的岂止是陈规旧俗，他挑战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和那个阶层固守的理想信念。只是，他三十岁登上飞来峰时，那变革的志向便已坚如磐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哪个变法者不清楚前行之路布满荆棘，而非鲜花？只是他们怀着我们从未有过的勇气，去探寻那条我们未曾见过的路罢了。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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