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托尔斯泰的中国“知音”

　　在93岁生日之际，巴金先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那是1997年11月，74岁的草婴，把12卷本托尔斯泰小说译著送到巴金的家中，并对巴金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感谢。巴金为之动容：“你真不容易。”

　　一本俄文词典、一沓稿纸、一支笔、一间斗室。凭一己之力，草婴花了整整20年，从俄语直接译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小说。

　　草婴，原名盛峻峰，出生于宁波镇海。他精雕细琢的译作也成为中国当代翻译佳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就出自他的译笔。

　　今年是草婴诞辰100周年。我们一起走近把生命中三分之一时间献给了译托事业的他。

　　一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万象更新。草婴敏锐地发现，当时社会十分需要外国文学。于是他投书《文学报》，“广大人民迫切要求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更多更好地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就成了当务之急”。

　　苏联文学，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文学、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托尔斯泰作品多从英语、日语转译；此后一些作品虽多从俄语翻译，却是你译一本他译一本，很难保留风格的一致性。

　　草婴决定向纵深挺进，从俄语原著入手，系统翻译这个“大工程”，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托尔斯泰的人格和艺术。

　　“通者，所以通天下之所不通也。”1977年春天，54岁的草婴开始动笔翻译《安娜·卡列尼娜》。

　　“‘那里，倒在正中心，我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

　　相信，每一位读到这一幕的读者的心，都会被安娜的举动紧紧攫住。

　　草婴的学生章海陵曾讲起一件事。有一次上门拜访，发现老师神情不同往常，忧郁又显得激动。那一刻，他听到老师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一纸风行，就是最好的回应。1982年，《安娜·卡列尼娜》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翌年再版，短短时间内印数达20多万册。两卷合一的新版，从1990年到1995年1月，加印14次，平均3个月不到加印1次，总印数高达77.5万册。

　　此后，他又在1983年译出《复活》，1993年译出《战争与和平》。加上《安娜·卡列尼娜》，3部长篇小说及60多部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整整400万字。

　　在俄罗斯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的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二

　　肩上的译托使命，让草婴在任何时候也不肯轻言放弃。

　　翻译是一项伟大而庄重的事业，需要穷尽一生去追求。草婴曾对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说，一个文学翻译者如果自己不能被原作所感动，就不能用译文去感动读者。

　　为了领会原作精神，草婴广泛了解19世纪俄国的各种知识，特别是俄国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情、生活习惯等。

　　一部作品，草婴要通读几十遍之后，才开始下笔翻译。《战争与和平》人物众多，为了保持托尔斯泰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他专门做了559张卡片，写上每个人物的姓名、年龄、身份和特点。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花了7年，而他的“知音”草婴把它译成中文，竟也花了6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草婴，了解了托尔斯泰，也爱上了他的作品。

　　草婴笑称自己是“三无人员”，无单位、无编制、无职称。甚至在人生的最后还在思考，祈愿“留一块墓碑，不如建一个书房”。

　　2019年3月23日，在草婴去世4年后，位于上海的草婴书房开放，里面存放着他毕生收藏的书籍，陈列了其部分翻译手稿。书桌上，依旧整齐摆放着钢笔、放大镜、俄文字典等，仿佛这位翻译大家从未离我们远去。

　　三

　　翻译家是人类精神的传递者。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曾说，一个人能够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

　　那么，是什么滋养和造就了草婴这样的“金牌译者”？

　　笔者认为，首先是执着于一事。翻译是一个“隐身”的、寂寞的职业。读者读一部世界名著，很少会注意到译者是谁。

　　正如草婴翻译托尔斯泰，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每一位翻译家身上，几乎都打上了“专注精一”的烙印。他们用文字“呼吸”，在清苦寂寞中踽踽独行，在译作中再现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反映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风貌。

　　草婴的女儿盛姗姗一直记得父亲对她说过的话，“我是一个小草，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为黄土地增添一丝绿意。让我们以小草的精神让世界的绿色连成一片。”一个自称“比小草还要渺小”的人，却干成了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

　　其次是放眼看世界。可以说，一个翻译家，就是一座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马列主义翻译家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译者，王国维是我国最早引进西方哲学、美学的浙江籍翻译家，鲁迅和周作人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直译”理论，草婴则独创了“六步翻译法”。在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的努力下，人们得以了解欣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彩文化。

　　草婴在《我为什么翻译》中如此解读：“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或许，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养分，激励着草婴在无数个夜晚挑灯夜战，也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最后，是对读者负责。翻译界也出现过一些不顾质量、追逐名利的不良现象，还有形形色色的抄袭、剽窃、侵权等违法行为。2002年，草婴与陆谷孙等12位学者联合倡议：翻译界要牢固树立诚信、敬业、奉献的精神，恪守译德。这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没有豪言壮语，“微小而切实”的背后是孜孜矻矻、兀兀穷年。纵观草婴的翻译生涯，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与取舍，捧出一部部充满人道主义光辉的精品，让我们触摸到了文化工作者的求实、坚韧与决心。

　　相信，多一点沉潜往复、追本穷源的精神，多一点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意识，我们这个时代，也将会造就更多草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