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社会上再次掀起重温长征历史、弘扬长征精神热潮的时候，我想起了之前采访的一位红军老战士。他14岁参加红军，给朱德当过勤务员;彭德怀将他送进“抗大”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剿匪战斗中一把抓住匪徒的机枪，并因此失去3根手指头……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专程从四川省成都市赶到贵州省遵义市，采访了9旬老红军李光。老人满头白发、一脸红光、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向我回忆起他参加革命后经历的一幕又一幕……

　　“那年，遵义好多穷人都当红军走了”

　　我是遵义本地人，从小失去父母，4岁就到处流浪，8岁到地主家做了放牛娃。

　　1934年隆冬，遵义城里城外都有人喊:“共产党的军队来了!”那些平日里专门欺负我们穷人的地主老财个个心惊胆颤，有的还收拾金银细软跑了。放牛时，我看见遵义到贵阳的路上，是望不到头的国民党溃兵。

　　1935年1月，国民党部队溃逃了，红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进了遵义城。红军在城里四处贴标语、喊口号:“穷人兄弟们，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红军不光喊口号，还为我们穷人着想做事，他们为老百姓种地铺路，为生病卧床的老人看病送药，还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

　　好哇，这果真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我和好多穷人都坚决要参军。我拉住一个个子不高、穿得非常单薄的红军战士说:“我是穷人，是孤儿，也要像你一样当红军!”

　　那个红军战士问我:“为什么想当红军?”

　　我回答说:“当红军才有饭吃。”

　　那个红军战士一把把我揽在怀里说:“小兄弟，你的选择是对的。”

　　就这样，我成了红一方面军五军团七连的一名战士。那次，我们遵义好多人都当红军走了。红军那时缺衣少枪更缺药，我当兵一年后才领到军装和步枪。当红军，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是我一生最正确最骄傲的选择。

　　我中午参军，下午就跟着部队在遵义城外打了一仗。那场激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就是闻名天下的青杠坡战斗。我没有枪，战场上打红了眼的连长临时给了我一杆红缨枪，吼着说:“小鬼，往上冲!”那场战斗，打得惨哟……敌人占着制高点，我们奋力拼杀，反反复复往山头上冲，子弹满天飞，炸弹掀起的泥石铺天盖地……冲锋的路上，到处都是战友们的尸体，我浑身都是伤亡战友的鲜血……

　　青杠坡战斗后，我跟随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曾给朱德当过勤务员;彭德怀将我送进“抗大”读书;剿匪战斗中，丢掉了3根手指头。1952年我转业回到遵义，先后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局局长、政协副主席，直至1985年离休。

　　“我一辈子都要把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下去”

　　离休后，我干了三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义务为各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讲革命传统课。每次我都要讲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讲过多少遍了，但每次提起长征总是热泪盈眶。

　　1935年6月，我所在部队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大风过后大雪又来了，鸡蛋大的冰雹打得人东倒西歪，我们就把洗脸盆顶在头上，用床单裹住脑袋，抵御冰雹。由于穿得薄，好多战友被冻得鼻青脸肿。肚子饿，没办法，只好吃雪球充饥。大风吹过耳朵先疼后麻，之后就失去了知觉。好多战友就搓耳朵，一搓就把耳朵搓掉了。

　　我见过很多走累了的战友，坐下来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有的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倒进雪堆里。我们或手拉手，或拄着棍，或双手着地，拼命往上爬……党员带头，鼓动大家往上走，帮助年纪小的、体弱多病的，一双双坚强的手，将我们往雪山顶上拽……

　　过草地有三大敌人。一是寒冷，二是饥饿，三是拉肚子。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了三五斤干粮，但草地要走半个多月，沿途没有人烟，没粮吃了就吃野菜树根，可一拨拨的红军过草地，野菜树根早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我们只好用一个洗脸盆烧水，把皮草鞋、皮带煮了吃。可是那皮带却煮不烂，嚼不碎。饥饿真像是一把刀啊!饿极了，我们便寻找马粪、骡粪，拿去水里淘，把还没有消化的粮食淘出来救命。甚至碰上多年的马骨头，也要当作宝贝拿来熬水喝，熬到可以把骨渣吃下……

　　党员往往都把他们最后一口救命粮给别人吃，给年老体弱的人吃，给伤病员吃，所以倒在草地上的差不多都是舍己为人的共产党员。

　　刚过草地时，我们班有9个人。一天晚上，我们9个战士闭着眼背靠背地坐在一起相互取暖睡觉，第二天早上，只有3个人站了起来，其他6个人就这么坐着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草地里……

　　“是党的人，就应在党一天为党奉献一天!”

　　我经常想起牺牲在长征路上和战场上的战友，每当想起他们，我就肃然起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对社会尽一名党员的义务，还有什么理由追逐个人的那点小利益呢?

　　离休后，我基本没有休息过，做的另外两件事，第一件是组建了一个马戏团，解决了20多个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第二件是捐了30多万元，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学生上学。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遵义公园工作期间，为了给职工子女和待业青年谋职业，我拿出全部积蓄，卖掉了家中的电视机和皮大衣等贵重物品，筹集了1万元，组建了遵义驯兽表演队，到过全国7个省400多个县市演出。表演的收入，除了维持马戏团正常开支外，剩余的全部用于救助失学儿童。

　　那时，我已66岁了。为了节约差旅费，在外演出时我们住场棚，把仅有的几个箱子安排给女青年，我则铺床棉絮睡在地上。

　　我为什么拿出30多万元资助100多名贫困学生上学?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深知文化的重要。旧社会我没上学的机会，如今看到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就心痛。我离休后，平均每年从离休工资中拿出1万元，都是一分一厘节约出来的。

　　我资助的这些孩子学习很用功，基本都考上了大学，我心里很高兴，甜甜的。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因长期得到我的捐助，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其实，我奉献的都是一名老党员应该做的，社会却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们干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有吃、有穿、有房住、有学上、有事干!

　　我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子女?我的6个孩子原来都有工作，生活还过得去，至少，他们交得起学费、有饭吃。现在，有的孩子下了岗，但我从不出面为他们说情找人，让他们自己去奋斗吧!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曾表示要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我坚决谢绝了。子女们嘴上说我对贫困孩子大方，对自家孩子没有人情味，但他们心里却是理解我的。

　　我现在老了，2003年就被确诊为胰腺癌，你们看我腰上随时都挂着管子，每周还要去医院接受治疗。但我很乐观，目前身体状况挺好，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要继续捐助孩子们，是党的人，就应在党一天为党奉献一天。

　　【人物档案】李光，贵州遵义人。1921年8月生，1935年1月参加红军，1938年入党。历任战士、警卫员、班长、排长、连长、副团长、遵义市劳动局局长、建设局局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参加过强渡乌江、激战青杠波、遵义战役、四渡赤水、华北敌后游击战、激战神头岭、百团大战、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等著名战役战斗。曾荣获三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注:本文部分内容是采访对象口述，多为口语化表达。)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原成都军区《战旗报》记者 张晞)